芬兰继承法的基本规则

 

Johannes Li

 

确定死者财产转移方式和对象的法律称为继承法。

根据“继承法”的原则,死者的财产是按照顺序继承的,即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则由第二顺序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多人继承,余此类推。继承人可以分为三类:

主要继承人是直系继承人:死者的子女,继子女,养子女及其后代;

次要继承人是死者的父母,以及如果父母限于死者死亡,则由他们的后代继承,那么次要继承人即是死者的兄弟姐妹及其后代;

“继承法”中最后一个顺序是死者的祖父母,如果祖父母已经死亡,则由他们的子女,即死者的叔叔、舅舅和姑姑、姨姨继承。

死者的叔叔、舅舅和姑姑、姨姨的孩子 – 即死者的堂表兄弟 – 不是死者的合法继承人。

如果死者立有遗嘱,那么所谓的法定继承秩序就会被推翻。如果死者没有幸存的直接继承人,他或她可以有效地将他或她的全部财产遗赠给他或她自己选择的一人或者多人。

直接继承人对于死者遗产的法定部分的权利依法受到保护。按照法律,法定部分是遗产份额的一半。根据主要原则,遗产的份额是死者个人遗产的份额。例如,如果死者有3名在世的直接继承人,则他们每人有权获得的遗产份额为1/3,而法定部分为遗产的1/6。换句话说,遗嘱不能侵犯直接继承人对于其法定部分的权利。但是,行使对于法定部分的保护要求提供法定部分的通知。该通知必须在继承人知悉死者死亡以及由于死者立有遗嘱侵犯了继承人法定部分的六个月内提供。

遗产清单

遗产清单列出了死者的受益人(继承人)及其留下的资产和负债。该文件称为遗产清单契据。根据法律规定,遗产库存契据必须在死亡后三个月内完成。在特殊情况下,芬兰税务局可以批准延长这一期限。延期必须向死者最后一个住所的税务局提出书面申请。

也可以通过遗产当事人之间的程序来制定遗产清单契据,这不一定需要外部法律援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涉及到的各方的合法利益计议,最好是由外部人员,即接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人员制定遗产清单契据。在产生遗产清单契约的每一种情况下,除遗产当事人外,还必须有两名外部人员,称为受托人,在场,其责任是公正地列出和评估死者的财产的所述项目,以便制作遗产清单契据。除了列出财产和继承人之外,遗产清单契据还必须包括葬礼和与死者的死亡有关的其他费用的陈述。

遗产清单契据并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法律效力,例如并不排除遗产分配契据;在分配死者遗产时,必须以法律要求的形式制定后一份文件。遗产清单契据的主要目的是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遗产税纳税人和可征税遗产的数额的必要信息,并作为分配遗产的股份和财产的主要清单。

遗产清单契据必须在其制作完成后后一个月内送交死者最后住所地的税务局。

遗产的管理

在编制了遗产清单契据后,必须对该遗产进行管理,即澄清,然后才能分配。遗产管理是指资产和债务澄清的总称;在此之前,不能分配遗产。在分配遗产之前,遗产的债务必须先行清偿。如果死者的债务未清偿,则遗产当事人可能有责任支付死者的债务。

法律的根本原则是债务不予继承。如果死者的债务总额超过死者/遗产的价值,那么为了避免遗产一方对产生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往往有必要任命遗产管理人。由死者住所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法院根据一方向遗产一方提出申请,指定一名死者遗产管理人。律师可以帮助申请任命遗产管理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人是律师。被指定为遗产的管理人必须对该遗产保持公正 – 即,他或她必须是一个局外人,并且在与遗产分配有关的任何事项中都不能参与协助遗产的任何一方。如果有关遗产资不抵债,那么管理人的任务就是试图说服所有有关债权人同意注销部分债务;或者,如果不成功,就将遗产按照破产程序处理。对于与遗产有利害关系的事项,管理人也代表遗产承担责任。

管理人对遗产的管理取代了遗产当事人所谓的遗产联合管理,管理人享有排他的权利管理将遗产交给遗产当事人。如果遗产当事人之间存在不信任,并且如果他们无法就处理与遗产有关的实际问题达成协议,也可以寻求遗产管理人的建议。管理人以遗产的名义管理与遗产有关的日常业务,例如将从遗产中支付帐单和债务,确保属于遗产一部分的财产得到妥善储存,等等。

遗产管理员有权因履行这项任务尔获取报酬,而且这笔补偿必须在遗产分配之前从遗产中获得。

遗产的分配

如果遗产的所有各方都达成了一致协议并且他们均以成年,那么遗产可以通过双方协议或妥协来分配。在其他情况下,遗产的分配需要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执行人通常与上述遗产管理人是同一人,但如果遗产已经接管,并且遗产管理中没有不确定性,那么就可以仅申请一位遗嘱执行人。如果选择此选项,则这是遗嘱执行人分配遗产的问题。与管理人一样,遗产的遗嘱执行人也由死者最后住所地地方的法院任命。被任命为遗产的遗嘱执行人必须始终首先旨在就遗产分配的内容在遗产各方之间达成共同协议,即和解。如果遗产的一方或多方反对提一的遗产分配方案,并且未达成共同协议,则遗嘱执行人必须根据继承法以遗嘱执行人认为合适的方法分割遗产。

在遗嘱执行人分配遗产的任何此类决定中,遗嘱执行人因此在诸如遗各方提出的任何继承要求问题上保持自己的立场。在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遗嘱执行人还负责解释死者的遗嘱。遗嘱执行人从遗产中获取工作报酬。

在分配遗产时,首要任务是确定每个继承人应继承遗产的相对份额,即确定遗产的每一方将从遗产结余(余额)中获得的遗产的比例。在此之后,确定遗产份额的面值,即以欧元计算的遗产资本余额的比例份额。遗嘱执行人在此阶段的任务还包括对作为分配遗产的一部分的财产进行必要的估价。最后阶段是遗产的实际价值分配;也就是说,决定遗产每一方所接收的财产。根据主要规则,遗产的每一方均有权获得作为遗产一部分分配的每一项物品的一定比例。如果物品不能分割,则必须分配给其中一方。

遗产的每一方都有权要求分配遗产,并寻求遗嘱执行人分配遗产。申请遗嘱执行人并不排除遗产当事人可以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就遗产分配达成共识,因为法院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必须受到该法院一致同意的约束。庄园的各方。根据法律,遗嘱执行人还必须敦促遗产当事人就如何在遗产中分配遗产达成协议。刚才提到的这项法律规定的内容被解释为执行人的主要目标必须始终是让遗产当事人就遗产分割达成协议。通常情况下,任命执行人是推动一个有激烈争议的财产当事人,在外界的帮助下,就分配遗产达成协议的动力,尽管他们彼此不满。

最后遗嘱

立定遗嘱的一些充分理由:

您希望保证您的配偶或普通法配偶在去世后享有财务稳定性。

您的家庭是一个所谓的拼凑或混合家庭,可能有一个或两个配偶或同居配偶,他们有早期关系的孩子,也可能还有孩子。

您与您的配偶或普通法配偶一起制定了婚姻和解协议,但希望确保,如果您在他或她之前死亡,他或她将获得足够的遗产份额。

如果你的一个孩子(包括继子女和收养的孩子)离婚,你要确保他或她的配偶或普通法配偶没有婚姻权利继承你遗产的任何部分。

你没有孩子和/或未婚,你不希望你的遗产被远房亲戚继承。

您想要包括您自己选择的人,例如在您的遗产受益人中的教子,长期照顾者等。

您想支持一个或多个慈善事业等。

根据法律,主要继承人是直接继承人,或直系继承人:死者的子女,继子女,收养子女及其后代。如果死者没有任何直接继承人存活,遗产的继承人将是父母及其同胞兄弟姐妹或其直接继承人。如果死者没有父母或其兄弟姐妹或其直接继承人存活,遗产的继承人将是他们的子女,即死者的姑姑、姨姨或叔叔、舅舅。

如果死者在死亡时结婚并且没有留下直接继承人,则遗产由未亡配偶或普通法配偶继承。

如果上述法律继承人都不存在,或者如果死者没有留下遗嘱,那么该遗产将转移到芬兰国家。

我们大多数人都接受子女或配偶或普通法配偶的继承权,但在涉及远房亲属的继承权方面存在广泛的意见分歧。最后遗嘱是影响您的财产在您去世后如何分割的唯一方式,特别是如果您没有直接的继承人。最后遗嘱也是一种提供遗产分配指示的方式,正如通常的情况下那样,有不止一个继承人。如果遗嘱没有侵犯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则在分配遗产时必须遵守分配遗产的指示。

重要的是要记住,在遗产分配方面没有其他类型的立场 – 例如口头协议,声明,意见或传闻证据 – 对遗产有任何法律地位,因此在分割和分配遗产时不能予以考虑。根据法律,任何关于分配活着的人的财产的协议都是无效的。

在遗产分配中,遗嘱条款具有取代遗产的所有合法受益人的法定权力,但该遗产的直接继承人除外。例如,遗嘱可以用来确保死者的财产完全归于死者的姐妹,而不是死者存活的普通法配偶或后者的子女;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没有遗嘱被遗弃,那么死者的姐妹将无法继承遗产的任何部分。

最后遗嘱也可以用来部分地“取代”死者的子女继承遗产,只要他们不受遗产法定部分的合法权利的保护。法定部分原则上是遗产的一半,即死者可以,无论法定部分的任何法律保护如何,都可以决定他或她的遗产的另一半归于任何受益人,无论死者在最后遗嘱中指名的人是谁。在法定部分的法律保护的范围内,死者在法律上也可以在其遗嘱中明确规定其子女从遗产中受益的比例。死者可以在其最后遗嘱中确认或撤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给予其子女礼物的任何遗产预付款的性质。给孩子的礼物原则上被视为预先继承,除非将要死亡者在给予礼物时另有决定,或者由于其他情况可以另外决定。

用遗嘱保护寡妇鳏夫的地位

作出最后遗嘱的最常见理由是在他或她丧偶的情况下保护配偶或普通法配偶的地位。很多时候,一个做出最后遗嘱的人希望他或她的配偶或普通法配偶获得完全所有权或至少拥有他们的“共享”财产,以维持其将要成为寡妇鳏夫得生活。如果没有用益权,寡妇鳏夫仅仅对于保留对夫妻共有房屋的所有权或者占有权享有绝对权利,无论任何其他各方主张任何分配。

最后遗嘱的形式

最后遗嘱的形式要求是由法律规定的。如果最后遗嘱没有以法律规定的形式作出,那么对死者财产的任何部分提出主张的任何一方有权宣布最后遗嘱无效。最后遗嘱的正式要求是立法者提供的保证,即在任何以后阶段都可以尽可能确保该人在其去世前表达的最后意愿得到尊重。

除了所谓的亲笔或口述遗嘱外,最后遗嘱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最后的遗嘱必须包含明确的陈述,即该文件是制作者的最后遗嘱。最后遗嘱必须由亲自制作的人签署,并且必须同时有两个人作为签字的证人。

为了确保形式正确,建议将律师的服务用于制定遗嘱,特别是当遗产具有任何重大的财务价值时。

最后遗嘱的执行人

作出最后遗嘱的人有权指定遗嘱执行人。通常,起草最后遗嘱的律师,或者其他一些详细了解遗嘱人如何希望在实践中执行遗嘱条款的人,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

换句话说,执行人将最后遗嘱付诸实施,即采取实际措施确保死者的最后遗嘱得到执行。在准备最后遗嘱的同时,律师还将准备一份备忘录,用于记录遗嘱人在死后如何分配遗产的意愿。

执行人提供最后遗嘱的副本给合法继承人以供参考。由于遗嘱执行人的法律授权在法律上实际上与管理人的法定授权相同,因此,如果遗产当事人要求的话,遗嘱执行人有权按照遗嘱分割和分配遗产。如有需要,遗嘱执行人亦有责任作出安排,制作遗产清单契据。

任命遗产的遗嘱执行人是确保遗嘱人的最后遗嘱完全符合他或她的意图的一种手段。作为准备遗嘱的一部分,律师还确保构成最后遗嘱的原始文件妥当地保存于保险箱中。由于只有构成最后遗嘱的原始文件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所以如果制作最后遗嘱的人只有一份副本而不是原件,则更安全。最后遗嘱的授权副本包含律师的联系方式,并且还包含原始文件存储在律师工作所以便安全保存的声明。遗嘱制作人在生前可以随时修改或取消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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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网络犯罪学》前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网络犯罪学》前言

 

网络犯罪是伴随网络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近些年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犯罪的发展态势日益严重。李兴安与董淑君合著《网络犯罪学》英文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介绍了网络犯罪的历史,分析了网络犯罪的成因、定义、特征和分类,并探讨了网络犯罪难以应对的原因,进而提出了防治网络犯罪的有效对策。以下是本书的中文前言。

 

前  言

技术革新、全球化和城市化使得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能够带来撼动全球市场安全的新威胁。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优势、便利和效率,同时也带来了劣势、挑战和威胁。立法从来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因技术而生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对于信息系统的潜在的滥用难以控制,而网络犯罪对于信息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地负面影响。近些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潜在犯罪收益增长以及侦查和惩罚概率低迷,网络犯罪的危险日渐增加。
本书探讨了信息技术发展对于传统社会控制机制树立的挑战。书中提出一个广义的定义方法,认定了网络犯罪的特点及其对于侦查概率和威慑效果的负面影响。可以发现,现行有关网络犯罪的法律框架在打击网络犯罪中收效甚微。本书的关键在于,为使信息社会得到保护,法律威慑取得实效,国家之间、传统空间与网络空间之间的法律与管辖的鸿沟必须去除,这样才能追究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
本书为读者提供一份网络犯罪的现象学论述。读者会发现本书在理论上具有独创性、趣味性和实用性。本书可以作为有关网络犯罪高级课程的教科书或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书。
本书第一章导论部分介绍了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的社会背景。第二章和第三章聚焦于网络犯罪的现象学和类型学。本书提出一个统一的广义定义,以便取得高度的国际共识。此外,作为对以前分类方法的发展,第三章根据信息系统在犯罪中的作用把网络犯罪分为七种类型,分别是信息系统被用作媒体、目标、工具、路径、地点、手段的犯罪和信息系统用于准备其他犯罪的网络犯罪。
第四章归纳网络犯罪人的特点和动机。随着网络用户和信息关联活动的增长,潜在的网络犯罪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出于不同的动机,发动不同规模的攻击。本章认定二十多种动机类型。传统犯罪向网络空间迁徙的可能性已经警示执法当局既要打击现存网络犯罪,也要积极预备应对新兴的威胁。
第五章分析网络犯罪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参考对其侦查与威慑的难度。本章主要考察犯罪行为人的特点、主观的情形、典型的被害人、时间与空间、技术的牵涉、复杂性、成本与损失、侦破与调查、管辖权的冲突以及网络犯罪现象的猖獗性。
第六章回顾网络犯罪与法律对策的历史发展。本章将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表明网络犯罪现象几乎与信息通信系统的发展同步进行。网络犯罪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正在逐渐常规化,并且电子分裂导致网络犯罪分裂。基本结论是犯罪资源决定犯罪数量,而司法资源决定威慑程度。当犯罪资源与司法资源在长期过程中达成平衡时,犯罪现象将在一个平衡点达到饱和。
第七章研究网络犯罪责任的不同形式。犯罪的制裁具有必要性,但是现在与未来的条件都不具有充分性。民事救济可以补充刑事制裁。本章分析基于不同主体、法律基础、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的责任、诸种责任的功能等。本章认为广泛覆盖的责任机制为打击犯罪所必需。
第八章聚焦于网络犯罪管辖权的主题。由于网络犯罪人的广泛分布和司法共识的缺乏,网络管辖权成为立法与司法必须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创设行之有效的规则,连接地区、国家与国际边界。本章审视刑事管辖权的传统基础与重建刑事管辖权的若干新兴理论。本章提出基于责任的管辖权观点与网络犯罪管辖权的若干焦点。
第九章审视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刑法倡议。本章将国际协调行动分为专业的、地区的、多国的与全球的行动,概述了这些行动主要关注的问题,评估了《网络犯罪公约》在国内与国际法律层面的影响。本章也指出以往行动的局限性,预期联合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最后,第十章归纳全书,强调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区别,因此对法律体系提出挑战,而刑法在打击网络犯罪中起着必备但有限的作用。随着网络犯罪现象的常规化,刑法改革会随之减缓。总体上,应从脆弱性与动机的影响中找到解决方案。脆弱性应以技术手段消除,而动机则应以法律工具消除。

 

 

详情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生态系统

 

 

李兴安

 

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无论涉及到哪个领域,哪个地域,都离不开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中国的领土安全是一切对外政策的关键利益。中国面临的几个问题,比如台湾,西藏,新疆以及现在新兴的香港,都触及中国政府的底线。其他国家与中国的交往,需要在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进行,必须承诺恪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许多外交事件,都是由于对此问题的漠视造成的。虽然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具有一中各表的口头共识,虽然大陆宪法与台湾地区宪法都主张全部中国领土,但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是不能承认台湾地区的独立性的。

M教授提问,将来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我认为,台湾问题不需要解决,而且不解决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它就是法理上不独立,但是事实上是独立的。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想从事实上的独立变成法律上的独立,那就事实上的独立也受到威胁。T教授指出,台湾有什么好争的,做为中国的一个省,还拥有自己的军队,哪个国家的一个省有这样的权力?维持现状,人民高兴,就可以了。我认为,其实大陆也是这样想的,只是台湾有些人有不同的想法,认为法理上的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

其次,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可挑战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方面具有领导地位,它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事实上,凡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必须承诺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原则。

第三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它是中国一切政策的核心,也是一切事业的核心。在外交政策方面可以归纳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也就是说中国不希望卷入任何战争。自从中越战争于1979年结束以来,中国即将创造40年没有参与战争,卷入军事冲突的纪录。为了保持这个纪录,中国外交决策是非常具有容忍性的,甚至2017年8月印度军队侵入中国境内,中国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2019年中国将见证四十年和平发展的历史纪录。

了解这些关键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政府在东北亚的立场。当然,这个立场不是历史以来一直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国际局势与国内发展的进程,不断微调和不断演进的。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领域,为什么东北亚至关重要呢?这是因为东北亚集中了世界上几个大国,强国,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而朝鲜至少在字面意义上仍然是中国的盟友,到2021年才知道这个同盟关系会不会消失。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东北亚各个势力的到来。

最早在东北亚出现和起主宰作用的无疑是中国。长期以来,中国不仅是东北亚的超级大国,也是全世界的超级大国。虽然中国没有征服很大的地域,但是经济活动方面曾经是世界首富。

中国遭遇的东北亚的另一个势力就是朝鲜半岛诸国。但是,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朝鲜半岛诸国都充当中国的附庸,仰仗于中国的保护。奇迹是,它从来没有被完全纳入中国版图。

第三个势力是日本。由于造船材料技术与海运发展的问题,中日交流虽然很早,但是真正交锋其实很晚。一直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才有力量觊觎中国的领土。但是一旦开始攻击中国,就能够把朝鲜半岛的保护权夺取,并且夺去台湾,后来更可以控制东北。

第四个势力是俄罗斯,从17世纪末开始就把原来清朝的领土一步一步地压缩到现在的边界。并且把蒙古从中国的领土变成事实上是它的领土或者保护国。所以中国近代领土的三分之一是被俄罗斯夺去了,现在只剩三分之二。

东北亚六大势力,还有一个朝鲜半岛的分裂。朝鲜半岛历史上就是长期分裂的,最近的格局就是1950年代形成的。北朝鲜受中俄的保护,南朝线受美日的保护,其实是日韩都受美国保护。长期以来三八线既是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事实上也是中俄朝北部三国势力与美日韩南部三国势力的分界线。所以是三国对三国。

现代史上,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生态系统逐渐生成,稍有微调。对于中国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曾经是中国的盟友,蜜月十年,后来却又因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敌人,敌对长达三十年,在战争的临界点徘徊了三十年。朝鲜也是中国的盟友,冷冷热热,亲亲疏疏熬了将近七十年。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则有苏联,美国,日本,韩国,敌对状态各有长短。

经济领域,其他各国都处在中国经济活动的核心,中国也处在这些国家经济活动的核心,唯有朝鲜,处于这种经济活动的边缘,因为其贸易份量实在是太小了。

在领土方面,中国不仅输于俄罗斯,也输于朝鲜,甚至输于日本。毕竟钓鱼岛还在日本之手。

至此,东北亚六国可以置于一个六边形结构。结果,这个地缘政治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势力的消失都会成为其他势力的风险因素。比如,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试图把朝鲜势力消除掉,后果会怎么样?美国势力直接与中国和俄罗斯接壤,而中俄也失去了共同语言。还有,统一的韩国觉得没有什么威胁了,因为中俄不曾占到朝鲜半岛的便宜。韩国会退出美日韩同盟,谋求更大的地缘利益。那么,美国势力可能不得不退出亚洲大陆。日本呢,可能需要更紧密地跟美国绑在一起,否则它那北方四岛就送给俄罗斯了,而钓鱼岛也可能输给中国。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因为美日同盟会空前紧密。

失去朝鲜的东北亚,是一个令所有国家都充满变数的选项。但不可能是中国的选项。我们可以再回顾中国势力的发展史,来看什么是时候对朝鲜失去控制的。

我们选择一个指标,中国的GDP占世界总GDP的比重,1600年的时候达到将近30%,1700年的时候是20%多,1820年是30%多,知道1870年,中国的武装力量已经相当羸弱的时候,GDP还占世界的15%以上。后来,就失去朝鲜了,因为1913年GDP就仅占世界的不到10%,而1950年不到5%。就在中国经济最弱的时候,中国还帮了朝鲜一把,把它分开两半,另一半被美国控制。当然,现在中国经济又回升到世界总量的15%强了,还在发展。

那么朝鲜战争,其实是一场意识形态的热战。中国卷入,不仅有保护同伙的意思,也有自保的意思。俄罗斯也有此意。不多,两国当时都国力空虚,不想卷入太深,不卷入又没办法。所以,战争草草收场,朝鲜半岛还是两半分开。

北方曾经进攻到南端,几乎占领全境,不过后来遭遇强有力的反攻,还是被打回了三八线。

此时的朝鲜,特别需要有人保护,中俄义不容辞地担当了重任。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1961年签订的。这个时间节点很特殊,因为中苏决裂了。这个条约字面意义上有助于让原本面临美国威胁又新近面临苏联威胁的中国增加一些安全感。对照历史,这个涵义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回到现在,这个条约签订五十多年来,经历种种动荡与风雨,东北亚形成我们刚才降到的地缘政治生态六边格局,如果没有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机制。不过,对朝鲜政权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特别是苏联改变了社会制度,中国经历了政治风波之后,朝鲜体制既然没有胆量进行改革,就不得不通过强化与外部的敌人的敌对来达到恐吓和禁锢国内民众的目的了。再加之美国对于中东北非诸国的军事干预,朝鲜领导人预感到美国干预,中俄旁观的临近。所以,没有中俄两肋插刀可能的朝鲜统治阶层,必须自我强化。经济强化是不可能了,开发核武器是个捷径。核武器开发成功了,就是朝鲜的超越于任何其他被干涉的国家的高明之处。

但是朝鲜核武对其他各国,以及各国对朝鲜核的利害关系,却使得稳定的六边格局发生了变化,带来了风险。大家都想等一等,稳一稳,现在却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了,急于寻求解决办法,又不能向对待其他国家那样强行动手。中国也是如此。所以,中朝关系不至于决裂,也到了非常冷漠的时期。

有同学指出,中国可以接纳朝鲜,形成一国。我认为这也既不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也不是朝鲜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对中国而言是制造了一颗民族的定时炸弹,对朝鲜而言,主权与政权也是不可让渡的。当然,历史上朝鲜只是中国的一个保护国,从来都不是中国领土,他们不可能习惯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再回转到中国,对于和平发展四十年纪录的期待,使得中国领导人特别能忍耐。中国执政党18大与19大,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做了进一步的微调,与朝核那样的实践是格格不入的。况且,中国外交还是为内政服务的,而内政的核心还是经济。

19大在外交领域最新的关键词,是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人类民运共同体,当然还包括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一带一路不经过朝鲜,也就不再把朝鲜作为重点。东北亚的新常态,会是什么呢?

我认为单单从东北亚看,朝核下的新常态是可能的。因为,我认为朝鲜任何领导人都不会随便使用核武器的。但是T教授指出,从世界格局来看,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甚至其他国家,都想被接纳入核武俱乐部,问题才更复杂化。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会受到鼓舞开发核武器,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认为,朝核问题上,世界大国们集体犯了严重错误,在它开始的时候没有采取措施。最大的可能是有的国家暗中支持过它,否则它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美国都不反对它,因为有了强大的朝鲜,才有东北亚对美国保护伞的依赖,才有美国在东亚大陆的存在,在日本的存在。总之,朝核是世界大国们的集体错误,也许反过来正是他们的集体利益。

有同学提问,中国与欧盟的联系是不是没那么密切?不是的,限于今天的课题,东北亚,欧盟都很少提及。但是欧盟整体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规模也是相当大的,甚至德国一国也可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伙伴的前十名。与欧盟28国的关系可见一斑。当然,冷面孔也不少,比如挪威等国,因为从事与中国外交核心领域不兼容的活动,给这个华人一个和平奖,又给那个华人一个和平奖,中国是与之处于疏离的状态。给了奥巴马一个和平奖,其实奥巴马没少发动战争。诺贝尔和平奖有时候是不可靠的。爱芬之间的航船,都增加了中文介绍,甚至有时还出现中文向导,说明中国游客在芬兰,爱沙尼亚出现的数量与频率。

东北亚的中国邻居们——中国外交政策评论

 

 

李兴安

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谈论的是远在六千公里以东发生的事情。从波罗的海到中国的距离六千公里并不遥远,它仅仅是八十多年前现在中国的执政党取得合法性的努力当中一次行军距离的一半,也仅仅是从俄罗斯东端到达俄罗斯西端距离的三分之二。

当我们在这个课堂谈到这些令人惊奇的数字的时候,我们认为在这里谈论远东的国际关系与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具有合法性:D。也因为如此,波罗的海国家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兴趣才空前浓厚。

当然,严肃地说,这种兴趣来源并非仅仅得之于距离,而更多地在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展示。再过一年半,到2019年三月中旬,中国将迎来历史上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即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四十周年,也就是中国持续地和平发展四十周年。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四十年没有战争的第一个最长的记录。理论上讲,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这个记录,一直在隐忍。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只有全国范围爆发的抗议。但是中国领导人忍了。2001年发生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国机毁人亡。中国领导人忍了。2017年夏天,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没有争议的领土。中国国内群情激愤,战争的合法性几乎无需争辩。中国领导人也忍了。这几次危机,如果没有领导人的隐忍,战争都会一触即发。但是就因为中国领导人的隐忍,战争都没有发生。

从全世界来看,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后,战争的躁动都无处不在。与美国有关的战争都与利益有关。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发动战争的频率远比维和的频率高。大概在他们看来,打仗就是一种通向和平的手段。俄罗斯也不例外。与俄罗斯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领土大国有关的战争无一不与领土有关。它经常鬼使神差地卷入某场战争,不是阻止一块土地脱离国家,就是去教训一块脱离了这个国家的人,抑或就是拿回一块曾经属于这个国家后来又划归别国的土地。中国不同,四十年没有战争,考验的是两百三十万军人的耐心,考验的是领导这两百三十万军人的领导人的耐心,考验的也是领导这些领导两百三十万军人的领导人的领导人耐心。

四十年来,和平崛起的中国梦,既是中国内政的指针,也是中国外交的指针。如果说美国努力成为世界霸权,美国利益优先的美国梦是一部战争小说的话,中国梦其实是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美国的外交传统更加重视利益的得失,而中国的外交传统则强调道义的布局。如果非要俄罗斯参与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开个玩笑,俄罗斯一直更加注重领土,所以它才能够成长为那么大的一只北极熊。苏联曾经是雄踞欧亚的北极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然是那样的一只北极熊。这只北极熊的很多肥肉都是从中国的祖先那里抢夺来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特别地软弱,手无缚鸡之力。历史上,除了俄罗斯,不少西方国家,还有日本,都可以霸凌中国。那时候,印度人尼赫鲁描述说,中国人所有能为者,仅有抗议,抗议,再抗议。不能夺回利益的抗议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难。世界人都知道,中国外交领域一如既往地善于使用各种抗议的言辞,而不是勇往直前的战争威胁和战争宣言。这构成当代中国外交的总体框架。

今天我们在爱沙尼亚谈论俄罗斯,谈论外交关系,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和爱沙尼亚是一位共同的北极熊的受害者。但是,爱沙尼亚的受害使爱沙尼亚从心底远离加害者,而中国的受害则使中国对加害者遵从有加。这样两相对比之下考察中俄关系具有特别鲜明的意义。从历史上曾经的敌人,到曾经的十年冷战同盟,再到曾经的冷战敌人,到曾经的形同陌路,又到曾经的同病相怜,这个过程把这两个国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度过了几乎二十年史无前例的蜜月。中国的大块领土归俄罗斯,俄罗斯道义上的支持则满足中国的心理需求,一种追求安全的需求,践行了“以土地还和平”。而俄罗斯则是“以和平换土地”。

现在,中俄外交的交集之一就在东北亚。这不仅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个长达六七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交集不是中俄的敌对原因,却是中俄联合与美日对抗的原因。冷战期间,中俄曾经敌对过,但是在东北亚却联合对美。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们不能想像。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或者干脆没有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中俄关系会是什么样?中俄绝对不会面对面平静地坐在北半球,和平相处。即使中国一厢情愿,俄罗斯也不会心甘情愿。俄罗斯东进和南下的冲动从来不会停止,在亚热带和热带寻求栖身之所。正是因为有了这洋一个假设,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俄关系的存在,与美国的存在有多大的关联。与其说俄罗斯是被中国和日本阻挡在太平洋西岸的,不如说美国在这里打下了铁桩。如果没有美国,中俄不会亲密地约会。如果没有美国,甚至都不会有今日的中国,至少中国的一部分会成为对领土特别热衷的俄罗斯的一部分。美国对中俄的敌对,帮助中俄走近,也帮助中国防范着俄罗斯。可以说,美国以军事的存在威慑着,中国以道义的存在逼迫着俄罗斯在黑龙江那里留步。在三者的力量平衡中,各得其所。所以,中俄的交好并没什么,只不过是中国得到了一份来自俄罗斯的不侵略的安全承诺书。大家猜猜,假设中国真的要垮掉的时候,俄罗斯是会帮助中国起死回生呢,还是落井下石呢?大家是不是会想,中俄交好的外交策略的效果确实是有限度的吧。

现在,谈论东北亚的外交关系,已经无需单独谈论中俄。现实无需假设,而是已经摆在这里。美国摆在这里了。美国这七十多年的存在形成了东北亚现在的格局。美国不走,格局不变。美国老大的地位不变,格局不变。苏联完成了演变为俄罗斯的角色转变,看来对东北亚影响不大,因为它变弱了。在俄罗斯最低谷的时候,美国给它一定的资助,帮助它度过难关,中国支持它,跟它签订了大手笔的边界协议,日本也没有动它。大家帮助俄罗斯复活。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只能帮它,不能陷害它,否则中国就会被所有的国家陷害,也会被复活的俄罗斯陷害。东北亚的凶险,可见一斑。

最好的事情是,朝鲜半岛这个小地方成为四大国交锋与制衡的关节。作为一部外交关系的小说,如果朝鲜半岛没有故事,这部小说就不会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四国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世界就会平淡无奇。现在,特朗普说要毁灭朝鲜。如果他说的是毁灭朝鲜的核武器的话,这一步很难迈出来。也许不像六十多年前那样中俄参与反击,但是美国顾忌的是,朝鲜的核武器基地一旦生事,其实受害者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土之上。即使现在四国都能一直在联合国框架内对朝鲜达成制裁协议,美国却很难拿捏中俄的心理:在朝鲜扔一颗炸弹,中俄会怎么样。除非美中俄日四国明示同意采取一项措施,否则美国总是冒着遭受来自朝鲜陆地邻国的责难的危险。正因如此,朝鲜显然能够如鱼得水般地在大国之间周旋,只有受到抗议,抗议,再抗议,却安然无恙。这样看来,在东北亚这块曾经的焦土上,四国都举步维艰,束手无策。这部外交小说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不断完善核武器的朝鲜,其他都是在那里啧啧称奇的看客。

那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因为美国打败了日本,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可以在朝鲜半岛刷存在感。在外界看来,中国是主宰东北亚局势的主要力量。其实不然。朝鲜在停战后没几年就消灭了中国元素的存在。虽然外界盛传朝鲜依赖于中国,其实朝鲜从来都不承认中国的影响。可以理解,朝鲜半岛当了几百年中国的附庸,现在不想背着这个历史负担了。同样的,还有越南。受到保护的时间越久,要求独立的意识就越强,就越想与中国划清界限,强调它们历史上的独立性。这种保护,有时候可以理解为奴役、剥削、侵略、殖民等。因此,在朝鲜国内,早就不知道中国曾经是朝鲜的宗主国,后来又参与了朝鲜战争。只是外界看,中国为了朝鲜战争几十万人伤亡,揣测中国将来有一天还会拼死保护朝鲜。所以,世界的一个很大的误解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被自然而然地解读为朝鲜的靠山越来越强大,不敢动中国,也就不敢动朝鲜。把中国与朝鲜看作完全一致的东西。

其实,朝鲜的国际姿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的对朝政策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不是说中国变心了,而是时代变化了。抗美援朝时的中朝,演变成苏联解体后的中朝,又演变为911后的中朝,再演变为拥核的中朝,中国不是原来的中国了,朝鲜也不是原来的朝鲜了。但是,千变万化,中朝关系它是个双向互动的关系,不是单方所能左右的行为。

国际关系似乎就是建基于一组虚虚实实的推测,可以看到确立外交政策的难度。特别是当俄罗斯、中国、朝鲜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要探测到这些国家的决策机制,难度很大;要探测到这些国家的决策变化,难度更大。现在,大家都说朝鲜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外界对之所知甚少。以前的中苏也是如此。现在相对来说透明度大了,但是也还是很难揣测的。不过,可以看到,俄罗斯想要得到更多领土的决心是世世代代没有改变的,而中国即将有四十年没有战争。这就是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重点。那朝鲜呢,已经公开表示要继续完成核武器项目,那也是它的外交政策核心。

朝鲜最近一次核武器试验后,我写了一篇博客:祝福朝鲜吧。“对朝鲜的祝福,再晚也不过晚。朝鲜已经掌握了各种核武器与导弹的生产技术,跻身世界武器大国的行列。西方曾经幻想,制裁能够压垮朝鲜。西方也曾经幻想,某个国家会对朝鲜采取斩首行动。期待着,期待着,期待的都落空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朝鲜继续前进。虽然,绝大多数人并不看好朝鲜的武装。但是在中美俄日四大势力的夹缝中,朝鲜成为唯一的赢家。全世界都失败了。东亚成为全世界最失败的社区。当欧美非澳国家都能够慢慢坐下来编织和解之网的时候,东亚编织成的仍然是一只仇恨之网。每个东亚国家周围都有这个国家的敌人。困惑已经从朝鲜领导人会不会决策继续开发核武器,发展到朝鲜领导人会不会决策乱丢核武器。答案是,当然不会。全世界把核武器当作武器丢出去的只有美国。没有俄罗斯。没有中国。没有英国。没有法国。没有印度。没有巴基斯坦。没有以色列。没有日本。当然,也不会有朝鲜。从此,朝鲜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东亚多国最坚强的邻居为你们带来了最美好的梦想。朝鲜的核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从此,不是危机,而是机遇。不要趾高气扬地压迫朝鲜领导人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大家去请他加入VIP吧。祝福朝鲜,虽然很晚,还不是过晚。”

中朝也就这样了。中国似乎找不到合法性去对朝鲜这样一个自己做了巨大牺牲“保护”其存在的国家动手解决其开发核武器对抗第三方的问题。中国的影响,不论中国自认为有没有,不论朝鲜承认不承认,也不论其他国家感觉是否还存在,那都是一样的。事实证明,中国也看不到任何关于朝鲜半岛统一后东北亚安全格局安排的方案。美、俄、日也没有这样的预期。

谈到朝鲜半岛可能的统一,就必须观察朝鲜半岛的另一半,韩国。朝鲜半岛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统一?南北协商,不可能。南向统一?北向统一?都有很大风险。朝鲜核导开发,增加了南向统一的风险,也增加了北向统一的障碍。韩国的安全依赖于美国的羽翼。朝鲜开发核导,韩国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来达成攻防力量平衡。萨德的部署强化了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引起朝鲜之外中俄的警惕和反对,在反对声中部署完毕。客观上,朝鲜在紧锣密鼓地完成核导项目,帮助美国建立了强化在东北亚存在的合法性。现在,朝鲜半岛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拥核国家互相较量的核心剧场,中俄美朝,还有完全有能力拥核的国家日本。如果世界惊奇地看到朝鲜是一个负责任的核大国,朝鲜半岛完全不可能发生核战争,朝鲜半岛就仍然会继续分裂和对抗,继续成为维系各国现存制约平衡关系的关节点。

对于中国而言,在朝鲜半岛的外交努力早已并且继续维持常态,联俄,排美,防日,密切注视朝鲜半岛。民间普遍认为中国的牺牲在于东北三省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对于朝鲜在东北搞事太过敏感,以致于东北大片领土的建设停滞,远远低于其他地域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防朝,恐朝,避朝之意。这是一个误区。东北毕竟不是战区,也不是朝鲜,中朝也不是敌对国家。如果中国重资发展东北,反而对周边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个警醒。反过来,如果东北空置,那周边国家反而无所顾忌,边疆危矣。

东北亚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势力,那就是日本。也是在美国的羽翼下,日本的国力不比中俄差。但是囿于它领土的狭窄,在现代军事上已经很难有所作为。也就是作为一个侵略势力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有历史遗留的与日本有关的领土纠纷,日本很难做为主动出击的一方,只能尽力维持现状。日俄北方四岛争议,韩日独岛争议,中日钓鱼岛争议,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都给日本外交政策出了难题。这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难题,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难题。

这个难题在于,不通过战争,无法取得终局的解决。和平是个选项,但却是一个会导致各国国内政治崩溃的选项。特别是日本政府无力以任何和平妥协的选项结束与任何一个国家的争端。因此,中日钓鱼岛争端,对于中国而言具有切肤之痛,因为谁也不能无视中国历史上无比强大的影响力,以及钓鱼岛作为一个无人居住岛屿的历史地位。它不同于一个被征服的殖民地由原住民的属性决定它的归属,中国认为无人居住的钓鱼岛应当以历史上的势力范围作为决定其归属的依据。在这个领域,日本只是个后起之秀——一个强大的后起之秀,东亚曾经的霸主,也是今天东亚的重要势力。所以,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是中日都不可能做出妥协的选项。

根据日本国内政治的权力结构,日本决策者不可能妥协。有妥协的苗头的时候,决策者就会垮台。妥协的决定是不可能出台的。中国不同,中国的决策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中俄边界协议的解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战争之外,我们可以不可以期待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种是拖,在可预见的将来维持现状,只是互相打口水仗,最多像历史上那样抗议,抗议,再抗议,等待未来有什么机缘巧合再解决;另一种是妥协,来自中国的妥协,像对俄罗斯妥协那样也对日本妥协,“以土地换和平”,让日本“以和平换土地”。从历史实践来看,这后一个选项在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领域也不具有不可能性。

当然,中国在东北亚的外交姿态还受制于整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在南海,台湾,东南亚,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些不在我们今天的课题范围内。不过,我们不能忘记2013年以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建设对于中国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矛盾重重的影响。客观上,一带一路恰恰避开了东北亚种种僵局对于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掣肘。但是显然,国际上的纷争是规避不完的,一带一路也必然触及诸如南海与印度这些争议点。所以,一带一路也不是故意回避朝韩日,但是这个措辞上有排除三国之嫌。考虑到这三国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即使一带一路没有包含三国,也不至于直接危及与三国的经济联系,所有影响将会是间接的和无意的。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与中国东北亚外交政策直接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会是很多关心东北亚的人也关心的问题。没有迹象表明一带一路会对中国东北亚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微调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微调表现在中国有更多的机动性来应对与东北亚邻居关系生变时的危机,毕竟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更多的,虽然不是更好的选项。“解铃还需系铃人”。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也仍然需要与东北亚国际共同解决,什么也代替不了。

不过,这个一带一路建设有两个特点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关系。第一个特点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者绝大大部分是与中国已经有相当紧密经济政治联系的国家,他们都是与中国交往的既得利益者。第二个特点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在很小的程度上真正开拓新的外交关系,也很难吸引传统上联系并不密切的国家把关系搞得更加密切,甚至遭制某些批评的声音。一些批评的声音可能来自于某些传统的民主国家,但是也有可能来自于一带一路的尾端,即西欧国家,不乏怀疑这个庞大的规划究竟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恩惠。这样,问题回到起点,一带一路对中国的东北亚外交政策影响的问题就是可以迎刃而解的了,因为这个东北亚还是原来的东北亚。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再忍耐一年半,中国就创造了四十年没有战争的纪录了。在和平的框架内,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容易解读,也很容易忍耐。最后,我想拿来一副佛教对联结束今天的讲座:“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也许,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正在忍耐,也正在等待可以接受的事态的发生。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nd Privacy: An Evolutionary Notion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nd Privacy: An Evolutionary Notion

(The topic will be presented in ICR2017: 3rd Interdisciplinary Cyber Research workshop 8th of July, 2017 — Tallinn, Estonia)

 

Xingan Li

 

 

 

Introduction

 

Unpreceden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reshaped the facets of human society in recent decades in a faster rhythm than in a span of centuries in the past. Interconnected information system facilitate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n a broader and deeper scope that 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media alone were incapable of containing. Online activities become the novel artifacts that the society is destined to be record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privacy, a relatively young notion, acquires yet newer load of sense.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to study new development and new challenge in the notion of privacy.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analysis is the idea of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Li 2006; Li 2015), as a developed version of rationality theory of Max Weber (Weber 1978).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process of human decision-making from uninformed rationality to informed rationality, during which present information system assists in uplifting the horizon of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human beings as a whole and that of stakeholders in particular.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decades from under informed rationality to better informed rationality poses dilemmas within and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egal regulations. On one hand, technology can either enhance distribution or limitation of information flow. On the other hand, law is wrestling with either liberating or restraining such a flow. Among these contradictories, both positive and passive exposure becomes a strong tendency among participants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Particularly,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re well integr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pace of market, where certain attributes of participants are tradable targets, and with the traditional activity of marketing, which these attributes of participants are tradable objects. Therefore, an open-door market and open-minded marketing is expected, but a closed-door storage is also indispensible.

 

From uninformed to informed human space

 

McNeil and McNeil (2003) divided human webs into five stages: worldwide web, metropolitan web, Old World Web, cosmopolitan web, and global web. During such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obtaining and exchange are one of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Prevalent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takes the power to shape almost all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This tide greatly challenges conventional legal system and necessitates special attention in identifying potential change of legal systems in cyberspace, and to deal wit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hancement of decision-making and the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Li 2008).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is one of a series of concepts coined by applying Weber’s two-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tem comprised of “formality” and “rationality” and expands it into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by distinguishing “informability” and “uninformability” (Initially published in Li 2006 in an edited book. See also Li 2015, a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as a journal article).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ol over cyberspace can be considered.

The perfect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represents formal rationality with the subjects informed. Under this model, the decision-making was opera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here clearly-addressed regulations and clearly-observed procedure were applied to similar events in a reliable form. Similarly situated were similarly treated, without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has a higher degree of transparency by ensuring that the subjects are informed about the applicable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 This model could, therefore, be trichotomized as unified criterion, due process, and transparent operation (Li 2006; Li 2015).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erits of this model, a highly developed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 is required. As a perfect model can only be reached with indefinite approximation, there is expected a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absolutely uninformed rationality, through under informed rationality, to better informed rationality. Today, we can perceive an unparalleled technological advance that is reshaping the facets of human society in a much quicker pace than in duration of past centurie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re one of the instruments to improve such an informing function, which helps participants to know and to be known with each other. In other words, participants are willing to reach the depth of others’ inner circles to dig out their data, while other participants are willing to float to the surface of their pools to expose their own. Consequently, there are both pulling force and pushing force for data sharing. Such forces are positive in decision-making of all players in cyberspace, but reduce the efforts for privacy protection, lack of which abusive decision-making can become rampant (Dong and Li 2016).

 

Technological and legal dilemmas

 

The aim of most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s to improve connection and exposure of participants, with minimum motives for discouraging such activities. Like at a crossroad, where a same starting point can lead to different destinations at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same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can result in both opportunities for and risks to privacy (van Dijk 2009: 121).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otivated and developed connection function on one hand and unmotivated and underdeveloped protection function on the other, bring about much loaf of current loopholes in breeding reasonable awareness and safeguarding legal rights. The cyber atmosphere always means open and laissez-faire, without the misgiving of exploitation by potential perpetrators of abuses. Ethics and law are not always critical terms in the glossary of technosphere.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re full of such functions that initial intention is only for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to get connected, exposed, and shared. For example, many applications permit users to search other users, to send messages to other users who can b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cipients, to get people within a geographic distance of several kilometers, to shake the telephone and get connected with others who shake the telephone at the same time, to join a group via an acquaintance and peep all other members. When strangers start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they have to actively make conversation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they can get known. This is a process during which strangers get in touch and acquire trust. When potential criminals acquire trust from the potential victims, they are able to carry out their criminal activities, fraud being one type. This is a process being more informed, but sometimes misinformed, or even in the victim of rationality. Therefore, such a practice can be destructive to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towards the model of informed rationality.

 

Positive and passive exposure

 

Liber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satisfaction of curiosity can both be considered to explain why participants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re willing to know and to be known with each other. An open and informed society tolerates a broader rang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be available in information retrieving system and thus accessible to a broad range of users. Right information in right hands can naturally be positive for developing an ideal model of informed rationality for decision-making in many fields and in many senses. An ambiguous boundary between free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becomes movable back and forth, depending on how a new convention is taking a shape from new consensus among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among those representatives of public interest. A major concern is, however, participants with malicious motivation can exploit such information to satisfy their own needs, unethical or even illegal, which in turn threaten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ose privacy owners, many of whom become victimized just before they are aware of the abuse.

 

Changing facets of market and marketing

 

In many different platforms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certain attributes of participants are tradable targets, and these attributes of participants are tradable objects. Therefore, an open-door market and open-minded marketing is expected, but a closed-door storage is also indispensible. Marketing buzz can be one of the examples.

Unlike traditional businesses, business on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s not compulsory to get registered. This missing regulation makes it more convenient and more profitable for ordinary users to do busines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upervision on such transactions is completely left in lack: tax evasion, lower transaction cost, no quality check, no advertising expenses, and so on. A lethal fault of SNS transaction is that, without official registration, authentic identifications and addresses of SNS merchants are by no means easy to verify. Once there are disputes or fraud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maintain “consumer rights” or pursue the perpetrators. Selling fake goods are another way of fraud. SNS merchants can upload authentic pictures, but with fake goods sent to the buyers. Particularly, when transactions are done in SNS function of “comments”, there is no third party payment platform employed and high risks exist for buyers’ money or commodity.

 

Conclusions

 

If a process of human decision-making from uninformed rationality to informed rationality can be perceived, curr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assisting in rapid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either enhance distribution or limitation of information flow, while law is wrestling with either liberating or restraining such a flow. Participants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a tendency positive and passive exposure. Integration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with the traditional space of market and with the traditional activity of marketing, requiring open-door market and open-minded marketing, as well as closed-door storage. Greater risks of victimization exist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which privacy is threatened.

 

Keyword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privacy;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marketing; crime; law and technology; safety and security

 

References

 

Dong, S.; Li, X. (2016). Besieged Privacy in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Security and Digital Forensics, 8 (3), 224−233.

Li, X. (2008). Cybercrime and Deterrence: Networking Legal Systems in the Networked Information Society. Turku, Finland: University of Turku.

Li, X. (2006). Cyberspace and the Informed Rationality of Law. In Ahti Laitinen (ed.), Writ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w and Criminology (207). Turku, Finland: University of Turku Faculty of Law, pp. 1-33.

Li, X. (2015). Cyberspace and the Informed Rationality of Law. The Roman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6 (1-2), 3−27.

McNeil, J. R. and McNeil, W. H. (2003).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van Dijk, J. (2009). The Network Society.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Washington DC: Sage.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