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网络犯罪学》前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网络犯罪学》前言

 

网络犯罪是伴随网络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近些年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犯罪的发展态势日益严重。李兴安与董淑君合著《网络犯罪学》英文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介绍了网络犯罪的历史,分析了网络犯罪的成因、定义、特征和分类,并探讨了网络犯罪难以应对的原因,进而提出了防治网络犯罪的有效对策。以下是本书的中文前言。

 

前  言

技术革新、全球化和城市化使得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能够带来撼动全球市场安全的新威胁。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优势、便利和效率,同时也带来了劣势、挑战和威胁。立法从来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因技术而生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对于信息系统的潜在的滥用难以控制,而网络犯罪对于信息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地负面影响。近些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潜在犯罪收益增长以及侦查和惩罚概率低迷,网络犯罪的危险日渐增加。
本书探讨了信息技术发展对于传统社会控制机制树立的挑战。书中提出一个广义的定义方法,认定了网络犯罪的特点及其对于侦查概率和威慑效果的负面影响。可以发现,现行有关网络犯罪的法律框架在打击网络犯罪中收效甚微。本书的关键在于,为使信息社会得到保护,法律威慑取得实效,国家之间、传统空间与网络空间之间的法律与管辖的鸿沟必须去除,这样才能追究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
本书为读者提供一份网络犯罪的现象学论述。读者会发现本书在理论上具有独创性、趣味性和实用性。本书可以作为有关网络犯罪高级课程的教科书或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书。
本书第一章导论部分介绍了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的社会背景。第二章和第三章聚焦于网络犯罪的现象学和类型学。本书提出一个统一的广义定义,以便取得高度的国际共识。此外,作为对以前分类方法的发展,第三章根据信息系统在犯罪中的作用把网络犯罪分为七种类型,分别是信息系统被用作媒体、目标、工具、路径、地点、手段的犯罪和信息系统用于准备其他犯罪的网络犯罪。
第四章归纳网络犯罪人的特点和动机。随着网络用户和信息关联活动的增长,潜在的网络犯罪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出于不同的动机,发动不同规模的攻击。本章认定二十多种动机类型。传统犯罪向网络空间迁徙的可能性已经警示执法当局既要打击现存网络犯罪,也要积极预备应对新兴的威胁。
第五章分析网络犯罪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参考对其侦查与威慑的难度。本章主要考察犯罪行为人的特点、主观的情形、典型的被害人、时间与空间、技术的牵涉、复杂性、成本与损失、侦破与调查、管辖权的冲突以及网络犯罪现象的猖獗性。
第六章回顾网络犯罪与法律对策的历史发展。本章将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表明网络犯罪现象几乎与信息通信系统的发展同步进行。网络犯罪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正在逐渐常规化,并且电子分裂导致网络犯罪分裂。基本结论是犯罪资源决定犯罪数量,而司法资源决定威慑程度。当犯罪资源与司法资源在长期过程中达成平衡时,犯罪现象将在一个平衡点达到饱和。
第七章研究网络犯罪责任的不同形式。犯罪的制裁具有必要性,但是现在与未来的条件都不具有充分性。民事救济可以补充刑事制裁。本章分析基于不同主体、法律基础、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的责任、诸种责任的功能等。本章认为广泛覆盖的责任机制为打击犯罪所必需。
第八章聚焦于网络犯罪管辖权的主题。由于网络犯罪人的广泛分布和司法共识的缺乏,网络管辖权成为立法与司法必须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创设行之有效的规则,连接地区、国家与国际边界。本章审视刑事管辖权的传统基础与重建刑事管辖权的若干新兴理论。本章提出基于责任的管辖权观点与网络犯罪管辖权的若干焦点。
第九章审视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刑法倡议。本章将国际协调行动分为专业的、地区的、多国的与全球的行动,概述了这些行动主要关注的问题,评估了《网络犯罪公约》在国内与国际法律层面的影响。本章也指出以往行动的局限性,预期联合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最后,第十章归纳全书,强调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区别,因此对法律体系提出挑战,而刑法在打击网络犯罪中起着必备但有限的作用。随着网络犯罪现象的常规化,刑法改革会随之减缓。总体上,应从脆弱性与动机的影响中找到解决方案。脆弱性应以技术手段消除,而动机则应以法律工具消除。

 

 

详情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生态系统

 

 

李兴安

 

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无论涉及到哪个领域,哪个地域,都离不开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中国的领土安全是一切对外政策的关键利益。中国面临的几个问题,比如台湾,西藏,新疆以及现在新兴的香港,都触及中国政府的底线。其他国家与中国的交往,需要在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进行,必须承诺恪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许多外交事件,都是由于对此问题的漠视造成的。虽然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具有一中各表的口头共识,虽然大陆宪法与台湾地区宪法都主张全部中国领土,但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是不能承认台湾地区的独立性的。

M教授提问,将来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我认为,台湾问题不需要解决,而且不解决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它就是法理上不独立,但是事实上是独立的。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想从事实上的独立变成法律上的独立,那就事实上的独立也受到威胁。T教授指出,台湾有什么好争的,做为中国的一个省,还拥有自己的军队,哪个国家的一个省有这样的权力?维持现状,人民高兴,就可以了。我认为,其实大陆也是这样想的,只是台湾有些人有不同的想法,认为法理上的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

其次,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可挑战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方面具有领导地位,它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事实上,凡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必须承诺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原则。

第三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它是中国一切政策的核心,也是一切事业的核心。在外交政策方面可以归纳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也就是说中国不希望卷入任何战争。自从中越战争于1979年结束以来,中国即将创造40年没有参与战争,卷入军事冲突的纪录。为了保持这个纪录,中国外交决策是非常具有容忍性的,甚至2017年8月印度军队侵入中国境内,中国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2019年中国将见证四十年和平发展的历史纪录。

了解这些关键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政府在东北亚的立场。当然,这个立场不是历史以来一直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国际局势与国内发展的进程,不断微调和不断演进的。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领域,为什么东北亚至关重要呢?这是因为东北亚集中了世界上几个大国,强国,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而朝鲜至少在字面意义上仍然是中国的盟友,到2021年才知道这个同盟关系会不会消失。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东北亚各个势力的到来。

最早在东北亚出现和起主宰作用的无疑是中国。长期以来,中国不仅是东北亚的超级大国,也是全世界的超级大国。虽然中国没有征服很大的地域,但是经济活动方面曾经是世界首富。

中国遭遇的东北亚的另一个势力就是朝鲜半岛诸国。但是,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朝鲜半岛诸国都充当中国的附庸,仰仗于中国的保护。奇迹是,它从来没有被完全纳入中国版图。

第三个势力是日本。由于造船材料技术与海运发展的问题,中日交流虽然很早,但是真正交锋其实很晚。一直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才有力量觊觎中国的领土。但是一旦开始攻击中国,就能够把朝鲜半岛的保护权夺取,并且夺去台湾,后来更可以控制东北。

第四个势力是俄罗斯,从17世纪末开始就把原来清朝的领土一步一步地压缩到现在的边界。并且把蒙古从中国的领土变成事实上是它的领土或者保护国。所以中国近代领土的三分之一是被俄罗斯夺去了,现在只剩三分之二。

东北亚六大势力,还有一个朝鲜半岛的分裂。朝鲜半岛历史上就是长期分裂的,最近的格局就是1950年代形成的。北朝鲜受中俄的保护,南朝线受美日的保护,其实是日韩都受美国保护。长期以来三八线既是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事实上也是中俄朝北部三国势力与美日韩南部三国势力的分界线。所以是三国对三国。

现代史上,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生态系统逐渐生成,稍有微调。对于中国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曾经是中国的盟友,蜜月十年,后来却又因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敌人,敌对长达三十年,在战争的临界点徘徊了三十年。朝鲜也是中国的盟友,冷冷热热,亲亲疏疏熬了将近七十年。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则有苏联,美国,日本,韩国,敌对状态各有长短。

经济领域,其他各国都处在中国经济活动的核心,中国也处在这些国家经济活动的核心,唯有朝鲜,处于这种经济活动的边缘,因为其贸易份量实在是太小了。

在领土方面,中国不仅输于俄罗斯,也输于朝鲜,甚至输于日本。毕竟钓鱼岛还在日本之手。

至此,东北亚六国可以置于一个六边形结构。结果,这个地缘政治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势力的消失都会成为其他势力的风险因素。比如,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试图把朝鲜势力消除掉,后果会怎么样?美国势力直接与中国和俄罗斯接壤,而中俄也失去了共同语言。还有,统一的韩国觉得没有什么威胁了,因为中俄不曾占到朝鲜半岛的便宜。韩国会退出美日韩同盟,谋求更大的地缘利益。那么,美国势力可能不得不退出亚洲大陆。日本呢,可能需要更紧密地跟美国绑在一起,否则它那北方四岛就送给俄罗斯了,而钓鱼岛也可能输给中国。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因为美日同盟会空前紧密。

失去朝鲜的东北亚,是一个令所有国家都充满变数的选项。但不可能是中国的选项。我们可以再回顾中国势力的发展史,来看什么是时候对朝鲜失去控制的。

我们选择一个指标,中国的GDP占世界总GDP的比重,1600年的时候达到将近30%,1700年的时候是20%多,1820年是30%多,知道1870年,中国的武装力量已经相当羸弱的时候,GDP还占世界的15%以上。后来,就失去朝鲜了,因为1913年GDP就仅占世界的不到10%,而1950年不到5%。就在中国经济最弱的时候,中国还帮了朝鲜一把,把它分开两半,另一半被美国控制。当然,现在中国经济又回升到世界总量的15%强了,还在发展。

那么朝鲜战争,其实是一场意识形态的热战。中国卷入,不仅有保护同伙的意思,也有自保的意思。俄罗斯也有此意。不多,两国当时都国力空虚,不想卷入太深,不卷入又没办法。所以,战争草草收场,朝鲜半岛还是两半分开。

北方曾经进攻到南端,几乎占领全境,不过后来遭遇强有力的反攻,还是被打回了三八线。

此时的朝鲜,特别需要有人保护,中俄义不容辞地担当了重任。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1961年签订的。这个时间节点很特殊,因为中苏决裂了。这个条约字面意义上有助于让原本面临美国威胁又新近面临苏联威胁的中国增加一些安全感。对照历史,这个涵义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回到现在,这个条约签订五十多年来,经历种种动荡与风雨,东北亚形成我们刚才降到的地缘政治生态六边格局,如果没有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机制。不过,对朝鲜政权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特别是苏联改变了社会制度,中国经历了政治风波之后,朝鲜体制既然没有胆量进行改革,就不得不通过强化与外部的敌人的敌对来达到恐吓和禁锢国内民众的目的了。再加之美国对于中东北非诸国的军事干预,朝鲜领导人预感到美国干预,中俄旁观的临近。所以,没有中俄两肋插刀可能的朝鲜统治阶层,必须自我强化。经济强化是不可能了,开发核武器是个捷径。核武器开发成功了,就是朝鲜的超越于任何其他被干涉的国家的高明之处。

但是朝鲜核武对其他各国,以及各国对朝鲜核的利害关系,却使得稳定的六边格局发生了变化,带来了风险。大家都想等一等,稳一稳,现在却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了,急于寻求解决办法,又不能向对待其他国家那样强行动手。中国也是如此。所以,中朝关系不至于决裂,也到了非常冷漠的时期。

有同学指出,中国可以接纳朝鲜,形成一国。我认为这也既不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也不是朝鲜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对中国而言是制造了一颗民族的定时炸弹,对朝鲜而言,主权与政权也是不可让渡的。当然,历史上朝鲜只是中国的一个保护国,从来都不是中国领土,他们不可能习惯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再回转到中国,对于和平发展四十年纪录的期待,使得中国领导人特别能忍耐。中国执政党18大与19大,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做了进一步的微调,与朝核那样的实践是格格不入的。况且,中国外交还是为内政服务的,而内政的核心还是经济。

19大在外交领域最新的关键词,是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人类民运共同体,当然还包括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一带一路不经过朝鲜,也就不再把朝鲜作为重点。东北亚的新常态,会是什么呢?

我认为单单从东北亚看,朝核下的新常态是可能的。因为,我认为朝鲜任何领导人都不会随便使用核武器的。但是T教授指出,从世界格局来看,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甚至其他国家,都想被接纳入核武俱乐部,问题才更复杂化。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会受到鼓舞开发核武器,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认为,朝核问题上,世界大国们集体犯了严重错误,在它开始的时候没有采取措施。最大的可能是有的国家暗中支持过它,否则它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美国都不反对它,因为有了强大的朝鲜,才有东北亚对美国保护伞的依赖,才有美国在东亚大陆的存在,在日本的存在。总之,朝核是世界大国们的集体错误,也许反过来正是他们的集体利益。

有同学提问,中国与欧盟的联系是不是没那么密切?不是的,限于今天的课题,东北亚,欧盟都很少提及。但是欧盟整体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规模也是相当大的,甚至德国一国也可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伙伴的前十名。与欧盟28国的关系可见一斑。当然,冷面孔也不少,比如挪威等国,因为从事与中国外交核心领域不兼容的活动,给这个华人一个和平奖,又给那个华人一个和平奖,中国是与之处于疏离的状态。给了奥巴马一个和平奖,其实奥巴马没少发动战争。诺贝尔和平奖有时候是不可靠的。爱芬之间的航船,都增加了中文介绍,甚至有时还出现中文向导,说明中国游客在芬兰,爱沙尼亚出现的数量与频率。

东北亚的中国邻居们——中国外交政策评论

 

 

李兴安

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谈论的是远在六千公里以东发生的事情。从波罗的海到中国的距离六千公里并不遥远,它仅仅是八十多年前现在中国的执政党取得合法性的努力当中一次行军距离的一半,也仅仅是从俄罗斯东端到达俄罗斯西端距离的三分之二。

当我们在这个课堂谈到这些令人惊奇的数字的时候,我们认为在这里谈论远东的国际关系与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具有合法性:D。也因为如此,波罗的海国家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兴趣才空前浓厚。

当然,严肃地说,这种兴趣来源并非仅仅得之于距离,而更多地在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展示。再过一年半,到2019年三月中旬,中国将迎来历史上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即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四十周年,也就是中国持续地和平发展四十周年。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四十年没有战争的第一个最长的记录。理论上讲,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这个记录,一直在隐忍。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只有全国范围爆发的抗议。但是中国领导人忍了。2001年发生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国机毁人亡。中国领导人忍了。2017年夏天,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没有争议的领土。中国国内群情激愤,战争的合法性几乎无需争辩。中国领导人也忍了。这几次危机,如果没有领导人的隐忍,战争都会一触即发。但是就因为中国领导人的隐忍,战争都没有发生。

从全世界来看,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后,战争的躁动都无处不在。与美国有关的战争都与利益有关。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发动战争的频率远比维和的频率高。大概在他们看来,打仗就是一种通向和平的手段。俄罗斯也不例外。与俄罗斯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领土大国有关的战争无一不与领土有关。它经常鬼使神差地卷入某场战争,不是阻止一块土地脱离国家,就是去教训一块脱离了这个国家的人,抑或就是拿回一块曾经属于这个国家后来又划归别国的土地。中国不同,四十年没有战争,考验的是两百三十万军人的耐心,考验的是领导这两百三十万军人的领导人的耐心,考验的也是领导这些领导两百三十万军人的领导人的领导人耐心。

四十年来,和平崛起的中国梦,既是中国内政的指针,也是中国外交的指针。如果说美国努力成为世界霸权,美国利益优先的美国梦是一部战争小说的话,中国梦其实是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美国的外交传统更加重视利益的得失,而中国的外交传统则强调道义的布局。如果非要俄罗斯参与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开个玩笑,俄罗斯一直更加注重领土,所以它才能够成长为那么大的一只北极熊。苏联曾经是雄踞欧亚的北极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然是那样的一只北极熊。这只北极熊的很多肥肉都是从中国的祖先那里抢夺来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特别地软弱,手无缚鸡之力。历史上,除了俄罗斯,不少西方国家,还有日本,都可以霸凌中国。那时候,印度人尼赫鲁描述说,中国人所有能为者,仅有抗议,抗议,再抗议。不能夺回利益的抗议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难。世界人都知道,中国外交领域一如既往地善于使用各种抗议的言辞,而不是勇往直前的战争威胁和战争宣言。这构成当代中国外交的总体框架。

今天我们在爱沙尼亚谈论俄罗斯,谈论外交关系,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和爱沙尼亚是一位共同的北极熊的受害者。但是,爱沙尼亚的受害使爱沙尼亚从心底远离加害者,而中国的受害则使中国对加害者遵从有加。这样两相对比之下考察中俄关系具有特别鲜明的意义。从历史上曾经的敌人,到曾经的十年冷战同盟,再到曾经的冷战敌人,到曾经的形同陌路,又到曾经的同病相怜,这个过程把这两个国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度过了几乎二十年史无前例的蜜月。中国的大块领土归俄罗斯,俄罗斯道义上的支持则满足中国的心理需求,一种追求安全的需求,践行了“以土地还和平”。而俄罗斯则是“以和平换土地”。

现在,中俄外交的交集之一就在东北亚。这不仅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个长达六七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交集不是中俄的敌对原因,却是中俄联合与美日对抗的原因。冷战期间,中俄曾经敌对过,但是在东北亚却联合对美。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们不能想像。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或者干脆没有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中俄关系会是什么样?中俄绝对不会面对面平静地坐在北半球,和平相处。即使中国一厢情愿,俄罗斯也不会心甘情愿。俄罗斯东进和南下的冲动从来不会停止,在亚热带和热带寻求栖身之所。正是因为有了这洋一个假设,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俄关系的存在,与美国的存在有多大的关联。与其说俄罗斯是被中国和日本阻挡在太平洋西岸的,不如说美国在这里打下了铁桩。如果没有美国,中俄不会亲密地约会。如果没有美国,甚至都不会有今日的中国,至少中国的一部分会成为对领土特别热衷的俄罗斯的一部分。美国对中俄的敌对,帮助中俄走近,也帮助中国防范着俄罗斯。可以说,美国以军事的存在威慑着,中国以道义的存在逼迫着俄罗斯在黑龙江那里留步。在三者的力量平衡中,各得其所。所以,中俄的交好并没什么,只不过是中国得到了一份来自俄罗斯的不侵略的安全承诺书。大家猜猜,假设中国真的要垮掉的时候,俄罗斯是会帮助中国起死回生呢,还是落井下石呢?大家是不是会想,中俄交好的外交策略的效果确实是有限度的吧。

现在,谈论东北亚的外交关系,已经无需单独谈论中俄。现实无需假设,而是已经摆在这里。美国摆在这里了。美国这七十多年的存在形成了东北亚现在的格局。美国不走,格局不变。美国老大的地位不变,格局不变。苏联完成了演变为俄罗斯的角色转变,看来对东北亚影响不大,因为它变弱了。在俄罗斯最低谷的时候,美国给它一定的资助,帮助它度过难关,中国支持它,跟它签订了大手笔的边界协议,日本也没有动它。大家帮助俄罗斯复活。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只能帮它,不能陷害它,否则中国就会被所有的国家陷害,也会被复活的俄罗斯陷害。东北亚的凶险,可见一斑。

最好的事情是,朝鲜半岛这个小地方成为四大国交锋与制衡的关节。作为一部外交关系的小说,如果朝鲜半岛没有故事,这部小说就不会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四国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世界就会平淡无奇。现在,特朗普说要毁灭朝鲜。如果他说的是毁灭朝鲜的核武器的话,这一步很难迈出来。也许不像六十多年前那样中俄参与反击,但是美国顾忌的是,朝鲜的核武器基地一旦生事,其实受害者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土之上。即使现在四国都能一直在联合国框架内对朝鲜达成制裁协议,美国却很难拿捏中俄的心理:在朝鲜扔一颗炸弹,中俄会怎么样。除非美中俄日四国明示同意采取一项措施,否则美国总是冒着遭受来自朝鲜陆地邻国的责难的危险。正因如此,朝鲜显然能够如鱼得水般地在大国之间周旋,只有受到抗议,抗议,再抗议,却安然无恙。这样看来,在东北亚这块曾经的焦土上,四国都举步维艰,束手无策。这部外交小说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不断完善核武器的朝鲜,其他都是在那里啧啧称奇的看客。

那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因为美国打败了日本,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可以在朝鲜半岛刷存在感。在外界看来,中国是主宰东北亚局势的主要力量。其实不然。朝鲜在停战后没几年就消灭了中国元素的存在。虽然外界盛传朝鲜依赖于中国,其实朝鲜从来都不承认中国的影响。可以理解,朝鲜半岛当了几百年中国的附庸,现在不想背着这个历史负担了。同样的,还有越南。受到保护的时间越久,要求独立的意识就越强,就越想与中国划清界限,强调它们历史上的独立性。这种保护,有时候可以理解为奴役、剥削、侵略、殖民等。因此,在朝鲜国内,早就不知道中国曾经是朝鲜的宗主国,后来又参与了朝鲜战争。只是外界看,中国为了朝鲜战争几十万人伤亡,揣测中国将来有一天还会拼死保护朝鲜。所以,世界的一个很大的误解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被自然而然地解读为朝鲜的靠山越来越强大,不敢动中国,也就不敢动朝鲜。把中国与朝鲜看作完全一致的东西。

其实,朝鲜的国际姿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的对朝政策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不是说中国变心了,而是时代变化了。抗美援朝时的中朝,演变成苏联解体后的中朝,又演变为911后的中朝,再演变为拥核的中朝,中国不是原来的中国了,朝鲜也不是原来的朝鲜了。但是,千变万化,中朝关系它是个双向互动的关系,不是单方所能左右的行为。

国际关系似乎就是建基于一组虚虚实实的推测,可以看到确立外交政策的难度。特别是当俄罗斯、中国、朝鲜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要探测到这些国家的决策机制,难度很大;要探测到这些国家的决策变化,难度更大。现在,大家都说朝鲜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外界对之所知甚少。以前的中苏也是如此。现在相对来说透明度大了,但是也还是很难揣测的。不过,可以看到,俄罗斯想要得到更多领土的决心是世世代代没有改变的,而中国即将有四十年没有战争。这就是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重点。那朝鲜呢,已经公开表示要继续完成核武器项目,那也是它的外交政策核心。

朝鲜最近一次核武器试验后,我写了一篇博客:祝福朝鲜吧。“对朝鲜的祝福,再晚也不过晚。朝鲜已经掌握了各种核武器与导弹的生产技术,跻身世界武器大国的行列。西方曾经幻想,制裁能够压垮朝鲜。西方也曾经幻想,某个国家会对朝鲜采取斩首行动。期待着,期待着,期待的都落空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朝鲜继续前进。虽然,绝大多数人并不看好朝鲜的武装。但是在中美俄日四大势力的夹缝中,朝鲜成为唯一的赢家。全世界都失败了。东亚成为全世界最失败的社区。当欧美非澳国家都能够慢慢坐下来编织和解之网的时候,东亚编织成的仍然是一只仇恨之网。每个东亚国家周围都有这个国家的敌人。困惑已经从朝鲜领导人会不会决策继续开发核武器,发展到朝鲜领导人会不会决策乱丢核武器。答案是,当然不会。全世界把核武器当作武器丢出去的只有美国。没有俄罗斯。没有中国。没有英国。没有法国。没有印度。没有巴基斯坦。没有以色列。没有日本。当然,也不会有朝鲜。从此,朝鲜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东亚多国最坚强的邻居为你们带来了最美好的梦想。朝鲜的核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从此,不是危机,而是机遇。不要趾高气扬地压迫朝鲜领导人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大家去请他加入VIP吧。祝福朝鲜,虽然很晚,还不是过晚。”

中朝也就这样了。中国似乎找不到合法性去对朝鲜这样一个自己做了巨大牺牲“保护”其存在的国家动手解决其开发核武器对抗第三方的问题。中国的影响,不论中国自认为有没有,不论朝鲜承认不承认,也不论其他国家感觉是否还存在,那都是一样的。事实证明,中国也看不到任何关于朝鲜半岛统一后东北亚安全格局安排的方案。美、俄、日也没有这样的预期。

谈到朝鲜半岛可能的统一,就必须观察朝鲜半岛的另一半,韩国。朝鲜半岛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统一?南北协商,不可能。南向统一?北向统一?都有很大风险。朝鲜核导开发,增加了南向统一的风险,也增加了北向统一的障碍。韩国的安全依赖于美国的羽翼。朝鲜开发核导,韩国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来达成攻防力量平衡。萨德的部署强化了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引起朝鲜之外中俄的警惕和反对,在反对声中部署完毕。客观上,朝鲜在紧锣密鼓地完成核导项目,帮助美国建立了强化在东北亚存在的合法性。现在,朝鲜半岛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拥核国家互相较量的核心剧场,中俄美朝,还有完全有能力拥核的国家日本。如果世界惊奇地看到朝鲜是一个负责任的核大国,朝鲜半岛完全不可能发生核战争,朝鲜半岛就仍然会继续分裂和对抗,继续成为维系各国现存制约平衡关系的关节点。

对于中国而言,在朝鲜半岛的外交努力早已并且继续维持常态,联俄,排美,防日,密切注视朝鲜半岛。民间普遍认为中国的牺牲在于东北三省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对于朝鲜在东北搞事太过敏感,以致于东北大片领土的建设停滞,远远低于其他地域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防朝,恐朝,避朝之意。这是一个误区。东北毕竟不是战区,也不是朝鲜,中朝也不是敌对国家。如果中国重资发展东北,反而对周边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个警醒。反过来,如果东北空置,那周边国家反而无所顾忌,边疆危矣。

东北亚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势力,那就是日本。也是在美国的羽翼下,日本的国力不比中俄差。但是囿于它领土的狭窄,在现代军事上已经很难有所作为。也就是作为一个侵略势力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有历史遗留的与日本有关的领土纠纷,日本很难做为主动出击的一方,只能尽力维持现状。日俄北方四岛争议,韩日独岛争议,中日钓鱼岛争议,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都给日本外交政策出了难题。这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难题,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难题。

这个难题在于,不通过战争,无法取得终局的解决。和平是个选项,但却是一个会导致各国国内政治崩溃的选项。特别是日本政府无力以任何和平妥协的选项结束与任何一个国家的争端。因此,中日钓鱼岛争端,对于中国而言具有切肤之痛,因为谁也不能无视中国历史上无比强大的影响力,以及钓鱼岛作为一个无人居住岛屿的历史地位。它不同于一个被征服的殖民地由原住民的属性决定它的归属,中国认为无人居住的钓鱼岛应当以历史上的势力范围作为决定其归属的依据。在这个领域,日本只是个后起之秀——一个强大的后起之秀,东亚曾经的霸主,也是今天东亚的重要势力。所以,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是中日都不可能做出妥协的选项。

根据日本国内政治的权力结构,日本决策者不可能妥协。有妥协的苗头的时候,决策者就会垮台。妥协的决定是不可能出台的。中国不同,中国的决策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中俄边界协议的解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战争之外,我们可以不可以期待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种是拖,在可预见的将来维持现状,只是互相打口水仗,最多像历史上那样抗议,抗议,再抗议,等待未来有什么机缘巧合再解决;另一种是妥协,来自中国的妥协,像对俄罗斯妥协那样也对日本妥协,“以土地换和平”,让日本“以和平换土地”。从历史实践来看,这后一个选项在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领域也不具有不可能性。

当然,中国在东北亚的外交姿态还受制于整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在南海,台湾,东南亚,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些不在我们今天的课题范围内。不过,我们不能忘记2013年以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建设对于中国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矛盾重重的影响。客观上,一带一路恰恰避开了东北亚种种僵局对于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掣肘。但是显然,国际上的纷争是规避不完的,一带一路也必然触及诸如南海与印度这些争议点。所以,一带一路也不是故意回避朝韩日,但是这个措辞上有排除三国之嫌。考虑到这三国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即使一带一路没有包含三国,也不至于直接危及与三国的经济联系,所有影响将会是间接的和无意的。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与中国东北亚外交政策直接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会是很多关心东北亚的人也关心的问题。没有迹象表明一带一路会对中国东北亚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微调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微调表现在中国有更多的机动性来应对与东北亚邻居关系生变时的危机,毕竟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更多的,虽然不是更好的选项。“解铃还需系铃人”。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也仍然需要与东北亚国际共同解决,什么也代替不了。

不过,这个一带一路建设有两个特点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关系。第一个特点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者绝大大部分是与中国已经有相当紧密经济政治联系的国家,他们都是与中国交往的既得利益者。第二个特点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在很小的程度上真正开拓新的外交关系,也很难吸引传统上联系并不密切的国家把关系搞得更加密切,甚至遭制某些批评的声音。一些批评的声音可能来自于某些传统的民主国家,但是也有可能来自于一带一路的尾端,即西欧国家,不乏怀疑这个庞大的规划究竟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恩惠。这样,问题回到起点,一带一路对中国的东北亚外交政策影响的问题就是可以迎刃而解的了,因为这个东北亚还是原来的东北亚。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再忍耐一年半,中国就创造了四十年没有战争的纪录了。在和平的框架内,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容易解读,也很容易忍耐。最后,我想拿来一副佛教对联结束今天的讲座:“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也许,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正在忍耐,也正在等待可以接受的事态的发生。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nd Privacy: An Evolutionary Notion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nd Privacy: An Evolutionary Notion

(The topic will be presented in ICR2017: 3rd Interdisciplinary Cyber Research workshop 8th of July, 2017 — Tallinn, Estonia)

 

Xingan Li

 

 

 

Introduction

 

Unpreceden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reshaped the facets of human society in recent decades in a faster rhythm than in a span of centuries in the past. Interconnected information system facilitate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n a broader and deeper scope that 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media alone were incapable of containing. Online activities become the novel artifacts that the society is destined to be record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privacy, a relatively young notion, acquires yet newer load of sense.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to study new development and new challenge in the notion of privacy.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analysis is the idea of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Li 2006; Li 2015), as a developed version of rationality theory of Max Weber (Weber 1978).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process of human decision-making from uninformed rationality to informed rationality, during which present information system assists in uplifting the horizon of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human beings as a whole and that of stakeholders in particular.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decades from under informed rationality to better informed rationality poses dilemmas within and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egal regulations. On one hand, technology can either enhance distribution or limitation of information flow. On the other hand, law is wrestling with either liberating or restraining such a flow. Among these contradictories, both positive and passive exposure becomes a strong tendency among participants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Particularly,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re well integr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pace of market, where certain attributes of participants are tradable targets, and with the traditional activity of marketing, which these attributes of participants are tradable objects. Therefore, an open-door market and open-minded marketing is expected, but a closed-door storage is also indispensible.

 

From uninformed to informed human space

 

McNeil and McNeil (2003) divided human webs into five stages: worldwide web, metropolitan web, Old World Web, cosmopolitan web, and global web. During such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obtaining and exchange are one of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Prevalent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takes the power to shape almost all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This tide greatly challenges conventional legal system and necessitates special attention in identifying potential change of legal systems in cyberspace, and to deal wit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hancement of decision-making and the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Li 2008).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is one of a series of concepts coined by applying Weber’s two-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tem comprised of “formality” and “rationality” and expands it into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by distinguishing “informability” and “uninformability” (Initially published in Li 2006 in an edited book. See also Li 2015, a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as a journal article).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ol over cyberspace can be considered.

The perfect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represents formal rationality with the subjects informed. Under this model, the decision-making was opera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here clearly-addressed regulations and clearly-observed procedure were applied to similar events in a reliable form. Similarly situated were similarly treated, without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has a higher degree of transparency by ensuring that the subjects are informed about the applicable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 This model could, therefore, be trichotomized as unified criterion, due process, and transparent operation (Li 2006; Li 2015).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erits of this model, a highly developed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 is required. As a perfect model can only be reached with indefinite approximation, there is expected a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absolutely uninformed rationality, through under informed rationality, to better informed rationality. Today, we can perceive an unparalleled technological advance that is reshaping the facets of human society in a much quicker pace than in duration of past centurie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re one of the instruments to improve such an informing function, which helps participants to know and to be known with each other. In other words, participants are willing to reach the depth of others’ inner circles to dig out their data, while other participants are willing to float to the surface of their pools to expose their own. Consequently, there are both pulling force and pushing force for data sharing. Such forces are positive in decision-making of all players in cyberspace, but reduce the efforts for privacy protection, lack of which abusive decision-making can become rampant (Dong and Li 2016).

 

Technological and legal dilemmas

 

The aim of most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s to improve connection and exposure of participants, with minimum motives for discouraging such activities. Like at a crossroad, where a same starting point can lead to different destinations at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same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can result in both opportunities for and risks to privacy (van Dijk 2009: 121).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otivated and developed connection function on one hand and unmotivated and underdeveloped protection function on the other, bring about much loaf of current loopholes in breeding reasonable awareness and safeguarding legal rights. The cyber atmosphere always means open and laissez-faire, without the misgiving of exploitation by potential perpetrators of abuses. Ethics and law are not always critical terms in the glossary of technosphere.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re full of such functions that initial intention is only for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to get connected, exposed, and shared. For example, many applications permit users to search other users, to send messages to other users who can b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cipients, to get people within a geographic distance of several kilometers, to shake the telephone and get connected with others who shake the telephone at the same time, to join a group via an acquaintance and peep all other members. When strangers start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they have to actively make conversation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they can get known. This is a process during which strangers get in touch and acquire trust. When potential criminals acquire trust from the potential victims, they are able to carry out their criminal activities, fraud being one type. This is a process being more informed, but sometimes misinformed, or even in the victim of rationality. Therefore, such a practice can be destructive to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towards the model of informed rationality.

 

Positive and passive exposure

 

Liber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satisfaction of curiosity can both be considered to explain why participants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re willing to know and to be known with each other. An open and informed society tolerates a broader rang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be available in information retrieving system and thus accessible to a broad range of users. Right information in right hands can naturally be positive for developing an ideal model of informed rationality for decision-making in many fields and in many senses. An ambiguous boundary between free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becomes movable back and forth, depending on how a new convention is taking a shape from new consensus among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among those representatives of public interest. A major concern is, however, participants with malicious motivation can exploit such information to satisfy their own needs, unethical or even illegal, which in turn threaten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ose privacy owners, many of whom become victimized just before they are aware of the abuse.

 

Changing facets of market and marketing

 

In many different platforms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certain attributes of participants are tradable targets, and these attributes of participants are tradable objects. Therefore, an open-door market and open-minded marketing is expected, but a closed-door storage is also indispensible. Marketing buzz can be one of the examples.

Unlike traditional businesses, business on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s not compulsory to get registered. This missing regulation makes it more convenient and more profitable for ordinary users to do busines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upervision on such transactions is completely left in lack: tax evasion, lower transaction cost, no quality check, no advertising expenses, and so on. A lethal fault of SNS transaction is that, without official registration, authentic identifications and addresses of SNS merchants are by no means easy to verify. Once there are disputes or fraud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maintain “consumer rights” or pursue the perpetrators. Selling fake goods are another way of fraud. SNS merchants can upload authentic pictures, but with fake goods sent to the buyers. Particularly, when transactions are done in SNS function of “comments”, there is no third party payment platform employed and high risks exist for buyers’ money or commodity.

 

Conclusions

 

If a process of human decision-making from uninformed rationality to informed rationality can be perceived, curr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assisting in rapid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either enhance distribution or limitation of information flow, while law is wrestling with either liberating or restraining such a flow. Participants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a tendency positive and passive exposure. Integration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with the traditional space of market and with the traditional activity of marketing, requiring open-door market and open-minded marketing, as well as closed-door storage. Greater risks of victimization exist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which privacy is threatened.

 

Keyword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privacy; informed formal rationality; marketing; crime; law and technology; safety and security

 

References

 

Dong, S.; Li, X. (2016). Besieged Privacy in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Security and Digital Forensics, 8 (3), 224−233.

Li, X. (2008). Cybercrime and Deterrence: Networking Legal Systems in the Networked Information Society. Turku, Finland: University of Turku.

Li, X. (2006). Cyberspace and the Informed Rationality of Law. In Ahti Laitinen (ed.), Writ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w and Criminology (207). Turku, Finland: University of Turku Faculty of Law, pp. 1-33.

Li, X. (2015). Cyberspace and the Informed Rationality of Law. The Roman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6 (1-2), 3−27.

McNeil, J. R. and McNeil, W. H. (2003).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van Dijk, J. (2009). The Network Society.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Washington DC: Sage.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ft Exchange in China: Analyzed as Socio-Legal Phenomena

Gift Exchange in China: Analyzed as Socio-Legal Phenomena

(A full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ill be published b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mmunitania”)

 

Xingan Li

 

Gift exchange is a human activity existing in different temporal and different spatial dimensions. Gift can be studied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his book “The Gift” published in 1923, Marcel Mauss, “Emile Durkheim’s nephew and most distinguished pupil” (Evans-Pritchard 1966, p. v), claimed that there are three obligations in gift exchange: the obligation to give, the obligation to receive, and the obligation to return or repay (Mauss 1966).

In Chinese society, all these obligations existed and continue to exist. Traditionally, “li shang wang lai” (reciprocity) meant more than gift exchange, but in gift exchange, it meant at least the same as the obligation to give, the obligation to receive, and the obligation to return. However, under such a cultural circumstance, “exchange” is not always the case, but “giving” is more frequently the occurring.

It is more than complicated to reveal the reality of gift giving in Chinese society.

Among relatives of same generation and similar age, friends of similar age, and colleagues of similar rank and age, gift exchange means just the “exchange”, a bilateral process. Let alone gift giving during some festivals, giving valuable gifts is normal practice at occasions of friends’, colleagues or relatives’ wedding, birthday, congratulatory gift for being admitted to university, high school, etc. Mostly, it is an issue of moral. Gift in case of wedding is not only a moral issue, but also a legal one. Ordinarily, those who give will also receive; vice versa. Breaching such potential rules is a very dangerous practice. Those who receive but not give will be regarded as stingy and will lose good relationship, good reputation and thus good opportunities (sometimes with regard to job or promotion) among people of the same group.

In social dimension, the direction of gift giving heavily depends on seniority in the family. Usually, unilateral gift giving occurs from elder generation to younger generation, who is in the condition before employment or marriage; or unilaterally from younger generation, who is in the condition after employment or marriage, to elder generation, etc. So is the case of “red envelope”, which is presented by an elder relative to underage relative particularly during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ed as China’s New Year. Generally, receiving a red envelope when paying a New Year’s call to the elder relative b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during the first Spring Festival directly following the marriage marks the end of such unilateral gift giving from elder generation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the next Spring Festival will witness the unilateral gift giving from the married younger generation to the elder generation. We can safely say that gift giving in this string of social network is tightly connected and strongly maintained by, relatives among, say, five live generations (grandparents, parents, self and spouse,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Unilateral gift giving more frequently takes place depending on social status of presenter and presentee, for example, form student (or student’s parents) to teacher, employee to employer, and ordinary official to leading official. It means that inferiors have to give gift to their direct superiors at many and different occasions, including Spring Festival and other festivals, and other occasions where Chinese people habitually receive gifts from others, including weddings and superiors’ relatives’ burials. It is critical for an inferior to follow such rules in each and every occasion to give gifts to the superior. It is “awful” for an inferior not to give gifts to a superior, which will leads to “chuan xiao xie”, making thing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inferior to deal with in the future. Such a person can also be labeled as “si nao jin”, stubborn and bullheaded, and will not be “zhong yong”, i.e. put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gnored in salary increase or promotion. Such potential rules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ose the obligation of gift giving, yet majority of the classmates and colleagues will voluntarily give and laugh at those who do not (like Stockholm Syndrome).

Special gift giving also take place when the presenter has special demand from the presentee. When looking for a job or lobbying for a promotion, expensive gift of property, money etc. to those who hold official power. In case of power-money dealt, legal issue emerges.

Concerning legal dimension, two issues should be considered:

One issue is how to divide property received as a gift before and during the marriage when divorce: what will be common property and divided between two parties and what will be one party’s property without division upon divorce? Consensus on several situations has now reached. Gift received by one party before or during marriage will still be property of that party, no division is necessary upon divorce. Gift received clearly stated as given to both parties before or during marriage will be property of both parties, division is necessary upon divorce. Housing bought by a party’s parents before marriage still belongs to this party. Only if it was explicitly expressed as giving to both parties, the housing should be divided between two parties.

In fact, historically, there was rarely the case where gift given by close relatives of one party of the marriage to the new family was not clearly stated as given to one party. Due to very low divorce rate, it would be very strange for a presenter to clearly assign the gift to only one party of the marriage. Particularly, when there were only gifts of small value and lifespan of a marriage was lengthy, it did not make sense to specify one and the only presentee from between the couple of the new marriage.

However, with rising of divorce rate and shortening of marriage duration, valuable gifts are more and more assigned to one party in order to prevent property from being obtained by the other party of the marriage. Such specification and assignation will be certified through notary offices. Yet, more and more disputes emerge when the divorcing parties cannot reach agreement on division of property received as gifts before and during marriage. In such cases, they have to seek court judgment. One party of the couple with closest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enter may claim sole ownership of the valuable gifts, supported by legal evidences against any share of the other party.

Another issue is more sophisticated: when receiving money and assets as gifts constitutes bribery? There is hardly a distinction between offence of bribery and gift when the presenter is in need of help from the presentee who is in power. Generally, many different factors can contribute to identification of bribery, for example, closenes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enter and presentee, subjective motivation for gift giving,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gift giving and power exercising, and value of gift. In appearance, it seems to be easy to distinguish bribery from gift giving. However, bribery as an offence is always concealed with sophisticated deliberate camouflage of gift giving. That’s why more and more legal rules on both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matters have been implemented for incrimination of bribers.

 

Mauss, M. 1966. The Gift. London: Cohen & West.

Evans-Pritchard, E. E. 1966. Introduction. In Marcel Mauss. 1966. The Gift. London: Cohen & West. pp. v-x.

[1] This essay is based on a presentation delivered in a seminar held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Society, Helsinki, Finland, on 20 February, 2017.

英国脱离欧盟的价值

 

 

李兴安

 

导论

全民公决(俗称公投,现在公投也在严肃意义上频繁使用)是现代社会最高层次民主的政治决策方法。英国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欧盟成员身份的去留,足见该政治事项的难度和重要。

英 国公投脱离欧盟,引发诸多的议论。宏观微观、正面反面、长视短视、重视轻视各有基点。本文旨在站在中立的立场,以独特视角分析英国脱离欧盟对英国、对世 界、对历史、对文化的远期价值。本文所不涉及的问题是某些国家希望借助在英国的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谋求其自身的短期利益,而英国的退出对其产生的短期影响。

自 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到2016年6月23日公投脱离欧盟,四十三年过去了。从有加入的意愿到被无情拒绝,从如愿以偿加入到产生退 出的意愿,这是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对于欧盟而言,英国的来去影响深远。而对于英国而言,欧盟的留去也同样意义非凡。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有英国的欧盟和没有 英国的欧盟,在欧盟的英国和不在欧盟的英国,各有千秋。

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像几个人合伙做生意。生意做起来了,合伙继续存在。生 意做不起来,合伙就散了。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当然英国留在欧盟也是风风火火,顺风顺水, 这是一个生意做得还可以的合伙。不过今天它选择退出了。虽然去留欧盟不是一件小事,它带来的暂时物质损失,更重要的是心理冲击都是可以预见的,但是这件事 情的最终消化却将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应当看到,留下来,将是长痛;退出去,只是短痛。

世界虽因联合而和平,却并不因联合而繁荣而幸福。在不联合而有和平的前提下,追求繁荣和幸福的道路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分析英国之脱离欧盟,不能只看当下的蝇头小利,而要放眼历史,更要放眼全球。

 

一、英国之与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历史上就一直若即若

历 史上,法、德、意、比、荷、卢大陆六国于1951年以巴黎条约设立欧洲煤钢共同体。该六国又于1957年通过签署两个罗马条约设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 子能共同体。英国还远远没有加入。英国一直很不情愿放弃英联邦内既得的纽带,以及英美特殊关系。况且英国两次世界大战均未被占领,没有战争的顾虑(注 1)。

但是,随着冷战的发展,英国还是希望寻找更大的安全感,于是1961年想加入共同体了,却被法国的戴高乐给否决了。直到1972年英 国才有欧洲共同体法案,设立了加入的法律依据,1973年最后加入,但并未生效,因为英国人民意见不一。1975年是通过一次全民公决才以三分之二多数正 式确认的。相比之下,挪威1973年因政府决定而加入,但是因全民公决否定而又退出;1995年再次全民公决,再次否决加入的议题。可是,1993年英国 在批准欧盟条约的时候,实际上也与德国、丹麦一样拖延了很久。不过最终获得通过(注2)。

尽管英国加入了欧盟,国内反对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虽然一直没有再次进行公投,但那是迟早的事。等到退出的呼声与留下的愿望势当力敌的时候,公投的时机就到来了。所以,现在有这样的公投,是非常正常的。

 

二、公投退欧是英国政治的高级决策形

英 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几百年来,皇家基本上只是作为国家的标志,对于政治不再进行明确的干预。但是,退欧对于皇家利益而言,不无裨益。在欧盟之内, 皇家没有多少事干,没有多少机会代表英国出头露面,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的存在和价值。退出欧盟,英国在另一个更加紧密地国际组织英联邦之内,皇家的地位是不 言而喻的。女王现在是53个国家的元首,其威望与地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所无法比拟的 。

英国的政治家是选民的代表。选民选举他们 代表自己,也可以罢免他们。政治家也知道,选民肯定他们的代表权时,他们是代表;选民否定他们时,他们就不能再做代表。有些重大事项,政治家不愿冒险承担 责任。英国的政治家知道,民意不可违。民意就像洪水。英国政治家是不会去防洪、抗洪的,是不会占在洪水里面跟洪水搏斗,直到被洪水淹没。这洪水是民意。所 以,组织公投和接受公投,是他们的天然职责。

对于公民来说,现在,全球能够举行全民公决的国家和事项是很少见的。一般而言,只有在民主政治 相当发达,只有对于涉及重大国家与社会利益的事项才诉诸公投。公投的结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定论。公投的多数决定,当然仍然存在反对,但是已经是目前人类 社会最高的决策方法,与普选一样,大家必须接受其结果。反弹是会有的,但是紧接着公投结果的反弹,只是一场闹剧(注3)。只要不演变成大规模的街头政治, 不落入动乱的泥淖,类似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前苏联、东欧、几年前的泰国、近几年的阿拉伯世界,没有国内政治的巨变,退欧的民主政治决策已经生效。

 

三、欧盟扩大化有点盲目冒进,反弹属于必

20 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扩大化的进程有点盲目冒进。原因有二,一是希望乘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俄罗斯软弱之际,尽早延及原来苏联的势力范围;二是误认为大 就是强,合作就是共赢。因此,西欧国家急于拉拢中东欧国家入伙,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因为欧盟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才能接纳新成 员,所以可以说,原有国家都有这种急躁情绪才能在乱世草率达成共识。英国也不例外。如果英国当初能够阻止这种盲目扩张,也能防止今天欧盟一时成为烂摊子的 结局。但是,英国当时和其他国家一样,放弃了原则,使欧盟扩大得太快、太仓促。

结果,欧盟国家鱼龙混杂,夜郎自大者有之,坐吃山空者有之, 自甘堕落者有之,见风使舵者有之,投机取巧者有之,离心离德者有之,吃里扒外者也有之。总体上而言,新入伙的成员大都成了老成员的负担。老成员自然心生怨 气。英国的退出就是这种怨气在民意上的明确表达。当然,欧盟裂解也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老成员国在21世纪初自酿的结果。

其实说到底一句话,如 果不是为了防止战争,欧盟解散对于西欧、北欧是利大于弊。东欧、中欧、南欧国家大概愿意留在欧盟,乘北约、美国之武力,寻求保护伞,以防俄国的霸凌 (bullying)。俄国是三个半世纪以来一直保持扩张最甚的国家。向东扩张到太平洋,把大清压迫到黑龙江以南。向西扩张到大西洋。古代欧洲所有的帝国 中,惟有俄国笑到今天,也惟有俄国直到今天仍然在扩张。凡是俄人所到之处,都是俄国的天下。不像其他国家的人,到了哪里就成为哪里的臣民。中东欧国家都有 恐俄症。今天,东亚国家都对俄国噤声了,反而是具有恐俄症的中东欧国家明里暗里抨击俄国,防范俄国,拉拢域外势力来围堵俄国。

但是欧盟、北 约、美国也主要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如果俄国真正武力相向,恐怕欧盟、北约、美国也不会卷入太深。所以,归根结底,欧盟存在对于发达国家是鸡肋,对于小国是 熊掌。欧盟之内强国帮助弱国是一种国际主义理想,但是也要考虑其实际后果。英国脱离欧盟就是其权衡和考量后的选择之一。

 

四、英国退出有助于世界文化的多

首 先,英国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抵制,使得英国独有文化可以继续独立发展,减少东风侵蚀。特别是英国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的独立存在,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 示范性的价值。多年来,英国的法律体系受到欧盟法律体系的掣肘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英国传统的改变不全是好事。而现在停止这种改变,也为时不晚。

其次,欧盟法律体系因为英国的退出,也可能回归欧洲大陆的传统。英国原为欧盟重要成员,欧盟法律体系从英国法律体系借鉴颇多。比如欧盟对于判例的利用,备受英国的影响。英国脱离欧盟,没有英国思维的参与,这种影响会逐渐削弱,必然有回归原有传统的趋势。

最 后,英国的成功退出,为其他成员国维护传统优秀文化提供了范例。无论法国、德国还是北欧国家,文化上都有无数家珍,可圈可点。现在欧盟之内鱼目混珠,先进 国家自保不失为保存多种文化传统的万全之策。可以说,有影响力的优秀的文化成分永远不会变得暗淡无光,而它们可以作为抵御恶劣的文化成分的铁壁铜墙。英国 退出欧盟对于防止其固有文化遭受外来恶劣文化成分的腐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比如腐败,比如乞讨,比如专制。而其优秀文化成分的对外影响比之以往毫不逊 色。试想牛津、剑桥,他们会从此关门吗?

英国之在欧盟,使得欧盟国家的精英阶层在教育领域受益颇丰。他们占尽地利,挤入英伦,动辄拿一张牛津、剑桥的帽子回来,颇自豪,也颇占先机。英国不在欧盟了,牛津、剑桥的大门将更遭趋之若鹜,它们的帽子将更加奇货可居。

 

五、英国退出对于英国并非险

英 国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征战和战争并未使之与世隔绝。好不容易挨到周边世界一派和平之气,国力却逐渐衰落。衰落的过程中,又加之欧盟内大量摇尾乞怜的 弱国、小国、穷国的明偷暗抢,大有雪上加霜之势。最使之沮丧的是,对外失去其历史上所具有的发言权,对内不能维护其国民的福祉。所以,英国的独立从心理上 早已水到渠成。对于公投的结果,只要坦然接受就好,不需要惊慌失措。

欧盟27个国家,虽然英语只有在爱尔兰还使用,但是其实英语在欧盟还将 是重要语言之一。英国文化在欧盟的影响,并不随英国退出而终结。这是英国文化、教育等对于欧盟精英吸引力的源泉。如果说英国留在欧盟会吸引各阶层欧盟公民 到英国混饭吃,那么,英国脱离欧盟则会重新回到优胜劣汰的历史状态。也就是说,英国仍然能够吸引、能够得到所需的精英,而阻挡了那些底层的欧盟移民。

曾 几何时,由于欧盟内部人员流动的自由,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乞丐遍布的街头奇景。即使在北欧这些福利国家,内部人民安居乐业,哪有功夫街头行乞?而今走到哪 儿,哪儿都有乞丐。更有其他国家盗抢团伙,打一枪换个国家,驾驶直升机、开着汽车越境作案。发案虽属少数,但是这些国家备受其扰。英国也是一样,合法、非 法移民已经使本地居民到了可以容忍的极限。今天的公投,就是冲破这种极限的爆发。特别可以看到,英国的飞地直布罗陀的居民,备受非法移民的困扰,可以说已 经是精疲力竭、到了生灵涂炭的境地。今天,他们以将近百分之九十的退出选票给与了最佳的答案。站在直布罗陀居民的角度置身处地地想一想,再不退出,他们那 里的生活还能叫生活吗?只能苦不堪言、噤若寒蝉。

 

六、英国脱离欧盟,面向世界

四 百年来,英国一直是世界上最为发达和强大的国家之一。在大家都殖民的年代,英国也殖民了。在抵抗法西斯的年代,英国也抵抗了。在冷战的年代,也冷战了。在 和平的年代,当然不十分安分守己。虽然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昌盛,但是这四百年现代化的积淀成为英国特立独行的基石。英国会不会变成一个二流、三流国家?离开 欧盟的英国比起留在欧盟内的英国可以延缓这种可能。脱离英国是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

英国脱离欧盟,并不脱离世界,并不脱离市场,并不脱离其 他国际组织。可以选择的范围比如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the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Customs Union with the EU,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只会提振其地位,不会使之没落。现在悲观论的理论基础似乎是,一旦英国退出欧盟,全世界都变成了英国的敌人,英国也变成了全世界的敌人。实际 上,最起码的常识是英国仍然与原欧盟成员国家是密切的伙伴关系。正如挪威、瑞士、冰岛不加入欧盟,仍然是世界上繁荣与幸福的国家之列。远在东方的日本,远 在南方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缘上与世隔绝,也并不阻碍其独立发展,则是另一个明证。甚至中国、印度,地缘政治上周边不是敌人就是累赘,真正平等意义上的朋友不多,但还不是正在快速发展?

在联合国,那一票否决权就使英国跻身世界级大国之列。核威慑力量和北约成员地位,使之防卫无虞。在各种国 际经贸安排中,并不受失去欧盟身份影响。在国际舞台上,英联邦53个国家中,英国依旧是龙头老大。英美关系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英俄、英中、英印、英澳关系也能 更加独立地发展。可以说,独立的英国能够更加自如地处理国际关系,而不是在欧盟内部利益已经达到了边际的情况下仍纠缠在繁文缛节当中。

当 然,如何看待英美特殊关系,如何评价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角度。特别是近21世纪以来,英国被美国的中东政策连累不少,以至在攻打伊拉克 的决策上不乏失误(注4)。作为同宗同祖的盟国,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而且,由于美国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两国合伙在对外政策上犯了错误,时过境 迁,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从外部世界的角度来说,有英国的世界,少了一些寂寞。如果德国、法国出来的话,那世界才更能满足大家的怀旧情结。

 

七、世界比欧盟更需要英国

对于英国来说,欧盟是个小舞台,世界才是个大舞台。习惯于在大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勉强在小舞台上表演了四十三年,也真的不容易。现在,重新回到大舞台上表演,唤起人们的热烈期待。世界舞台需要新鲜空气。

对于英国脱离欧盟,世界各国领袖也不好说什么。但是至少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心中应当窃喜。比如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理、澳大利亚总理、新西兰总理、南非总统、日本首相等。

以 往欧盟的作为,大多是作为一个市场。其他领域,特别是国际安全方面,只有潜在的力量,却并无显著已知的事例。当然,英国退出将是欧盟的实质损失,也使欧盟 表面上削弱。不少欧盟国家不免对此扼腕痛惜。假如欧盟将对英国的退出有什么不满要发泄的话,那就直接将英国一推,英国就势就跃到了整个世界。应当相信,以 欧盟的智慧,不会对英国做出什么不利的举措。但是,英国寻求回归世界、世界拥抱英国的力度远比想象的要大(注5)。

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 喻,留在欧盟的英国,就是虎落平阳;而离开欧盟的英国,才是重新放虎归山。英国确实需要一位更有智慧、更有魄力的领袖去引领,去重塑世界级国家的风范。如 果英国领袖就如一个省长一样,就逐渐没有了大国领袖的睿智和魄力,所以整个辖区就当然会被矮化。我们不妨说现在的欧盟各国领导人真的只有地区领导人的模 样,担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气势不足。英国、法国、德国都近如此。其他很多国家领导人也有此趋势。现在,如果独立的英国有一位有担当、有威力的领袖,回到世 界大舞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八、英国退出欧盟是对中东恐怖主义最致命的一击

中 东恐怖主义的崛起,就是因为欧盟作为其难民的去向国优柔寡断、无力应对,从而在2015年绑架了整个欧洲。可以看到,来到欧洲的难民,除了少数妇孺,绝大 多数都是青壮劳动力,其背景都是未知数。可以想象,能够涉危临险、远渡重洋、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抵达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必是不简单的人。有的是青壮劳力, 有的是原来国家的达官贵人,不乏贪官污吏,甚至是恐怖分子的亲朋好友。真正的弱者不可能逃得出来,没有金钱,没有人脉,没有力量做这样的事情。

英 国退出欧盟,将切断所谓难民的赴英之路,也将示范给其他备受难民困扰的欧盟成员国,一国如何可以自保,如何面对没有边界的共同体内流动着的披着神秘面纱的 数百万陌生的人口,如何面对数十万登记在册的难民最后不知所终,如何面对一千年前祖先殊死博斗而抵御的意识形态今天以和平的特洛伊木马占领了自己的家园。 要知道,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已经遭受惨重的恐怖主义袭击。预料不久的将来,这样的袭击阴谋还会不断地被揭发出来,如果不是恐怖袭击随时爆发的话。

如果中东难民无处可去,他们就地可以成为对敌作战的战士,不管他们为恐怖主义而战,还是为反击恐怖主义而战,他们将想方设法成为他们自己国家、自己命运的主 人,而不是舍弃家园、临阵逃散。他们本来可以不逃,但是人都是机会主义者,因为有这个去处,就会奔赴这个去处。如果没有这个去处,濒临绝境的民族必然会殊 死一搏。几十年前,中国人民、法国人民、俄罗斯人民也逃过,但是没有逃出自己的家园,后来又重建了自己的家园。这都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历史。

 

结论

如果说,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历史都是折腾来、折腾去的历史,那么英国的历史则是一部百科全书,善恶在里面全写满了,这不需要我们的批判或者赞扬。就退出欧盟这一件事情而言,英国人民对于他们自己作了一个重要的抉择。

如 果英国曾经在公投中占多数的人民不后悔,如果从此以往多数英国人民一直正面地看待退欧,如果欧盟能够正确理解和面对成员退欧的因素,如果世界不是惊慌失 措,那么这个事件不会造成比英国在欧盟成员地位延续下去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更大的危机。相反,欧盟成员退欧的先例,将有助于欧盟乃至世界更加全面地认识国际 形势的演变,更加性情地认识当代危机的根源。

 

注1:J. Steiner and L. Woods. 1996. Textbook on EC Law. Great Britain: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pp. 3-4.

注2:同注1.

注 3:英国政府拒绝就英国去留欧盟再次公投的请愿。见BBC报道 (2016年7月9日),“英国政府拒绝举行第二次公投请愿要求”,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uk/2016/07/160709_uk_eu_petition_rejected>

注 4: Sir John Chilcot, The Iraqi Inquiry: Statement by Sir John Chilcot: 6 July 2016, <http://www.iraqinquiry.org.uk/media/247010/2016-09-06-sir-john-chilcots-public-statement.pdf>

注5: 综合近期的报道可以看出,英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四面出击,谈判脱欧后的与欧盟内外各国的经贸安排。

Is There Any Positive Influence of Brexit on Control of Illegal Migration in EU?

Is There Any Positive Influence of Brexit on Control of Illegal Migration in EU?

 

Xingan Li

 

 

 

In recent years, in the name of undertaking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the European countries imported millions of population, partly supplementing the lack of labor force due to ageing and unsustainable reproduction of population.

Whatever the reason has been, illegal migrants caused many new problems in some Member States of European Union in recent years.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re both divided due to frequent large-scale terrorist attacks, newly-emerged offences committed by migrants, stability, peace and welfare destroyed due to non-local factors, as well as other social problems. Overall dissatisfaction has been accumula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United Kingdom (UK) European Union (EU) membership referendum in 2016 generated a result of 51.9% for and 48.1% against the Brexit (the UK’s withdrawal from the EU). The prospected consequences of withdrawal for the UK the EU were broadly diversified in public opinion, either optimistic or pessimistic. Of course, we admit that there are many aspects that will be affected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In one of the most concerned aspects, control of illegal migration, can the event of Brexit itself trigger a special agenda?

Since early 2000s, globalization blinded many i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tages. The fast enlargement of the EU encouraged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 across borders, whil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gal migration, illegal migration and refugee seeking was neglected by a generation of politicians. An unwritten and unspoken policy on illegal migration in EU in recent years can be concluded as:

As long as you come, you will be accepted, regardless of whom you are (workers, refugee-seekers, fugitives, religious extremists, or terrorists), by what way you come (legal or illegal), and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here (work, live on welfare, or conspire to destroy the Western society).

Generosity and tolerance of Europeans were of course appreciable by both insiders and outsiders. However, law-abiding migrants found that they were confronted with more obstacles than those who appeared without due documents. Many elite scientists, technicians, and entrepreneurs sadly left because they could not get sufficient support from the society.

Of course, there can be two different discourses on such a phenomenon. One is obvious that, even in highly developed democracies, good jobs will not automatically be available for outsiders but left for insiders. Their appearance would constitute a great threat to local elites, who are striving to have their society within their control. If outside elites take too many opportunities in these societies, it means that the local elites and other original residents will not benefit from the migration. Therefore, those legal migrants were silently, quietly, and secretly excluded from the market of top jobs. Their repeated application would only result in repeated rejection, without any reason given.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the locals would like to gradually climb up to the higher level of the society, leaving the market of low-paid jobs to outsiders. The logic is that a growing quantity of migrants would form the base of the society serving the enhanced status of original residents. Increased number of non-elite migrant will help achieve this prospect. Lowly-educated young labor force is ideal to fill the vacancy and at the same time not compete with local young generation. Seldom of them could in the future enter the elite class. They are destined to provide basic services for local population. Excluding elite outsiders and accepting other outsiders will both contribute to such a goal, through acquiring elevated comparative social status.

In today’s politico-legal point of view, distinction of people may be accused of discrimination, a breach of human rights law. However, influence of illegal migration on safety and security alerted the whole Europe that overlook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gal and illegal migrants could really threaten legal rights of all. Politicians’ failure in dealing with critical issues of safety and security, not to mention welfare, gradually makes them unpopular in local politics. Voters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would rather to stay safe and secure in certainty than to take risk of their life and health being sacrificed in the process of getting elevated comparative social status. Conservative certainty wins over liberal uncertainty.

Confidence in the UK membership in the EU deteriorated due to increased uncertainty in safety, security and welfare, partly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endless queue of migrants coming to the islands. Before bigger disastrous effect, it was the just moment to take an action. The British politics is expected to open an eye to existing social order, closing door to unwanted trespassers. People’s attitude toward new-comers will also be changed little by little, identifying those factors that are benign and that are malicious.

The EU-wide politics has closely followed the situation but was still shocked by the Brexit referendum result. If illegal migration will be neglected continuously, politicians will meet greater challenges and new round of exit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is also possible to occur. The UK is an example for all.

In order that the EU disintegration will not take place, it is time to take an action to end the influx of illegal migration, in whatever coats. There must be a balance between keeping EU citizens in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any other things, from a short-term perspective, which is the core of current politics.

The EU cannot be seen as a haven for everybody who is seeking a good life. Those highly-educated persons will find that they will be excluded by the society as a whole, not so welcomed as those lowly-educated persons, who are really expected to fill the blank left by lack of labor force due to inefficiency of reproduction of local population. They can better off than they were in original places, but with limit space of enhancement.

北欧体制下的法学教育与研究: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例证

 

 

李兴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介绍北欧国家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基本特点。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但是同时法学理论与立法工作也具有妥协性。博洛尼亚进程为北欧法学教育体系带来了挑战,特别是质量控制方面的忧虑。学生具有听课权,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因此出席不受强制。公平性的概念影响法学教育的许多细微方面。全球法学研究的评价受制于英美国家,但是北欧国家灵活地兼顾更加多样和现实的指标。文章认为北欧体制下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本上以国家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和质量要求,同时围绕学生的受教育权展开。

键词:法学,比较法学,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北欧,芬兰,爱沙尼亚

导论

比较法学家从来没有达成共识,把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归纳为简单的几类法系的努力也产生了诸多不同的结果。[1]作者比较认同在比较法的意义上把北欧国家的法律当作罗马-日耳曼法系(有时称为大陆法系、民法法系)的一个分支、堪称北欧法的观点。[2]由此可见,北欧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德法等国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强调其共性的一面,可以将其合二为一。强调其个性的一面,有可以将其一分为二。另外,本文是广义上使用北欧这个地理概念的,因此把主要涉及的芬兰和爱沙尼亚都包括在内。但是本文又不特别涉及北欧法的理论框架,而仅仅限于主要根据经验分析归纳这几个国家的法学教育。

现代法学领域,比较法学算是比较发达了。比较法学主要研究各大法系的理论体系,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是,有一个领域基本上付诸阙如,即关于法学教育与研究现象本身,在学术上的探讨并不多见。因此,比较分析各国法学教育与研究,可以查阅的文献比较稀缺。特别是关于北欧国家的法学教育与研究本身的研究,更加缺乏第一手资料。作者以北欧法学教育与研究体系之外的观察者身份作为出发点,长期处于北欧法学教育与研究的真实环境中,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经验。本文的价值就在于归纳总结这些观察和经验,并且进行理解和解读。必要时,为了理解的方便,文章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即与中国的法学教育与研究进行若干比较分析。

北欧国家的法学教育体系具有独特性。系统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法系的法学教育与研究,需要巨大的努力。本文旨在从其浩瀚的森林中撷取若干花瓣,以作展示,并不代表全部。导论之后,本文在以下五个部分将简要介绍法学的垄断性和妥协性,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挑战,听课权,公平性的影响,法学研究的评价等方面。最后,本文认为北欧体制下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本上以国家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和质量要求,同时围绕学生的受教育权展开。

法学的垄断性(monopoly)与妥协性(compromise

传统的北欧与西欧一样实行是非常严格的法学教育,是国家垄断式的。即使是高等院校,也不能随便开办法学教育;或者虽然可以提供系统的法学学科教学,但是却不可以授予法学学位。比如,芬兰只有三所大学设有法学院(Faculty of Law),分别在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和拉普兰大学(University of Lapland)。这三所大学具有完备的法学教育体系,都可以授予法学学士(Bachelor of Laws)、硕士(Master of Laws)、副博士(Licentiate of Laws)和博士(Doctor of Laws)学位。在其他一些大学,在某些学院之下,设有规模较小的法律系(Department of Law),比如东芬兰大学(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注意,东芬兰大学的法律系采用的英文译名为Law School,即法学院,是从属于Faculty of Social Sciecnes,即社会科学学院的,而不是法学院Faculty of Law)和坦佩雷大学(University of Tampere)。在那些法律系,虽然学的是法律,获得的学位却不是法学学位,而是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位,因此不具备法学学位的名分,也不能获得从事法律工作的资格。不过,最新的动向是,东芬兰大学的法学院现在设立了法学学位。实际上,即使过去芬兰的本科和硕士生也不能独立成为律师和法官,只有获得副博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才有资格。当然,过去获得博士学位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渺茫的,获得的人数也是寥寥无几。即使芬兰本国国民,花费七八年时间完成博士论文也是非常常见的。而博士论文的答辩,传统上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辩论。最初法学博士论文答辩并无时间限制,有的甚至持续八九个小时,主持人不得不安排一次休息。可见,传统型的法学人才是高标准、严要求培养出来的。当然后来这些年逐渐放宽了,写作时间可能稍短,而答辩也逐渐增加了程式化色彩,时间可能在两个小时左右。但是传统的惯性力量仍然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因为西方社会不是那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体系。法学院的设立和法科学生的招生并没有突飞猛进,更没有把学习与法学毫无瓜葛的政治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位的可能性。可以说,在全球法学教育整体相对于其他学科质量已经有所堕落的今天,北欧的法学教育仍然维持着较高的水准。

由于法学教育的垄断性,招生名额有限制,法学院入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处于与医学专业类似的境地。法科学生本身就充满了自豪感。这当然不否认北欧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但是法学以及医学确实是超越其他学科的专业。法学毕业生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气场,其言行举止都表现不同。自古以来,国家并不由于法律人才的缺乏而随意放宽招生名额,恪守宁缺毋滥的准则。就像北欧国家如果缺乏手术医生,宁可资助病人异地手术,也不轻易降格招收一名庸医。同理,法学教育的权威性和垄断性得以维持,法律职业的严肃性与高尚性也得以继续。实际上,西方社会就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学法律、用法律,但是并不是人人有机会得到法学的名分。取得这个法学名分的可能性的稀缺使得职业法学教育拒斥凡人于课堂之外。所以,能够入读法学院,能够完成法学副博士与博士学位的人,必定是那些已经被“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肌肤”[3]的人。在拿到其学位之时,即被视为该学科的具有创新思维、发现和解决理论问题的权威,这些人当律师,当法官,当教授,必得心智坚定,恪尽职守,终身珍惜来之不易的名望。国家维护一个稀缺而权威的法律家阶层,加之权威的医学家阶层等等,这个国家的运转都是依赖于每一个不易磨损、不易生锈的零部件,当然会是一部好机器。

法学教育的垄断性是与立法的权威性和垄断性相适应的。现代西方社会可以说存在西方式的民主。然而,现代西方影响深远的法典原型,并非源于民主的恩赐。没有拿破仑时期的权威和垄断,恐怕难有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但是拿破仑法典一旦面世,则经由西方民主体系的不断检阅,因而完善。假如一部法典迟迟不能出台,可能有两个非常显著的原因,一个是该学科没有形成垄断性的权威,另一个是立法机关在该法律部门立法问题上没有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是受制于学术派别的争议。回顾大陆法系诸法典的立法,虽然历尽争辩,但是法学学术派别的争议和妥协最终贡献于法典的及时出台与不断完善。即使后来在修改问题上有针锋相对的理论对立,但是毕竟仍是权威学派掌控局面,也适时妥协和退让,因此,立法能够脱出于学术,并不断取得进展。而有些国家的部门法立法的学术与人力资源环境显然不同。某些法典的难产表面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几种几乎平行的理论,实际上延缓了统一的立法和司法。这不是民主的典范,实际上集中体现了这些部门法领域学术派别的功利主义,有利于学术整体的进步或者个人学术声望的提升,却不利于尽快满足立法、司法和社会对于法律的需求。社会有需求,学术与立法却不能及时满足,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供给侧”出了问题。学术争议成为法律生产过程的扯皮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腐败,是立法独立性受到学术争议掣肘和挑战造成的腐败。西方国家学术上、立法上也存在扯皮的现象,有的法案几经审议而不能通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凡是重大的立法项目,往往扯皮速度比较快,妥协比较快,立法出台也比较快。如果一部重要的法典三、五十年都在争议而不出台,那这种争议本身就该引起争议了。实际上,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典,都是拿来主义。拿来的时候也是有争议的,但是争议过后,才逐步修改完善,所谓本土化和与时俱进。所以,法学既不能完全垄断,也不能完全永无止境地无序争论,必须要有妥协和退让。如果没有一种权威性和垄断性打断某种似有似无、无休无止的争议,那么这种学术很可能演变成一种纸上谈兵的玄学。争议和妥协两者结合才能体现学术民主的真谛。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的法律体系近现代成熟较快的一个因素。

然而,西方的法律,一旦出台,必被批得体无完肤,因为在民主立法的过程中,有的少数派(minority)被多数派(majority)压制了,有的妥协了,有的撤退了。被压制的,必然有积聚了一团的怨气,在立法通过之后就会爆发出来,然而只有以更加豪迈而壮观的学术批评来进行报复,因此会产生更加创新的法学杰作。妥协的人,则必然考虑妥协是否赢得必要的补偿,精神上的、学术上的、社会上的甚至人文上的。撤退的人,则必然反思自己的暂时挫折。总之,胜利的、失败的都有自己的立场,也有自己各自的成就感。但是,西方学术的民主气氛确实无拘无束,一件立法获得通过,要被遵守,要被批判,也要被拿去做为描眉打扮的玩偶,因为以后的修修补补,只能说使之改进,不能使之倒退。此种实践,唯没有急功近利思想作祟而已。所以,可怕的东西,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垄断,而是学术上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欧洲层面的最大妥协发生在欧盟的设立与扩大(enlargement fo the European Union)。每个国家加入欧盟之时,都要放弃部分主权,承诺并且实际改变国内法体系,使之与欧盟法接轨。这是一个既兴奋又痛苦的过程,迎接新体系,割舍旧体系。在此过程中,不仅政治家争执不下,而且法学家也针锋相对,但是最终结果是每个成员国都必须妥协,国内的争执在国际层面看来,只是细枝末节。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如果国内的法律可以修改,那么无论其法学存在几派,都是些细枝末节,在国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学者能有如此胸襟,那么无需为放弃自己的几个观点而沮丧,也无需为他人放弃他们的观点而庆幸。自然科学界的种种划时代的发明和发现,足资借鉴。

一句话,学术是服从于某种需要的。不能满足任何需要的学术,是无价值的。名垂青史的法学大家,不是因为不妥协而成功的,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解决之道,从而被社会所接纳。不面向社会的空谈是没有市场的。实际上,北欧的法律实用主义(Legal Realism)满载着妥协、容忍、现世和弹性(flexibility)。严密而严格的法律体系并不因为相互妥协而又丝毫松懈,严密而严格的法学论证也不因为弹性而失去光泽。反过来,法学家的出发点并非为个人沽名钓誉、扬名立万,而是大家一起为了一个美好的法制前景。所以,有人说北欧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communist society),这样带引号的“共产主义”在中文语境下充满了褒义的内涵。

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挑战

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的一个宗旨,是统一欧洲的教育体系。[4]欧洲国家教育以多样性为卓著。从社会的发展而言,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经济的角度,多样性带来的成本很高昂。1999年,欧洲29个国家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们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这一文件启动了根本改变高等教育的欧洲合作进程,旨在达到高等教育的3C体系(comparable,competible and coherent systems可比、兼容和一致的高等教育体系)。现在影响所及的国家已经达到47个。[5]北欧国家加入这一进程,必然改变原有的教育体系。因此从博洛尼亚进程的观念开始,欧洲开始酝酿和实行教育认证一体化。

现在看来,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并非绝对的好事。国际化可以带来统一的标准,但是也摧残着独特的本土文化传统。而在某一国家内的所谓的文化多样性,实际上也是对传统本土文化的鲸吞蚕食。特别值得忧虑的是,在一些具体有个性的北欧文化传统遭受来自于异文化、异教的冲击下,对于整个世界的文化、伦理甚至法律秩序的颠覆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难民涌入北欧,使得一些国家人口结构和社会秩序发生急剧变化。对于快速涌入和生育率高企的穆斯林的包容,其实已经使得本土北欧人群不得不产生将有一天沙利亚法(Sharia)进入法律体系的预期。欧洲的伊斯兰化(Islamization)概念,仍然不敢被主流政治家们所谈论。但是伊斯兰化的进程确实不容否认。类似于法律系体系的是,穆斯林国家培养出来的医生得以进入北欧的医疗体系,带有服务难民体系的语言功能,也打破了传统垄断式、严格化医生培养格局的优势。其实,对于北欧来说,大多数外来的现象,都只能打破既定的福利制度,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混乱和动荡。

从本土主义(nativism)的立场来说,民主和包容、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国际化和文化多样性,都是冲击性的力量。而外来人口的进攻性和活跃性,正好利用了习惯于福利体系的安逸生活的本土居民的惰性,而将之逐渐取代。人口取代之后,现有的体系当然也不复保留。文化越来越多样化,福利制度越来越趋向崩溃。外部文化分享市场,本土文化市场萎缩。法学领域也概莫能外。这就是欧洲一体化(European integration)带来的灾难性的未来。

对于北欧来说,即使仅仅是提供欧洲统一标准的博洛尼亚进程也是消极作用多于积极作用。如果说一些欧洲国家的法学教育,被博洛尼亚进程突然拔高了的话,北欧的只能说是一座教堂被消去了塔尖,依然矗立着,依然是范本,但是会逐渐失去锋芒和高度。这也是北欧法学界值得忧虑的所在。实际上,芬兰大学起初都对博洛尼亚进程持有否定的态度,后来才逐渐转变。[6]当然,反过来,这一对于北欧加入博洛尼亚进程消极作用的忧虑并不抹杀博洛尼亚进程在欧洲一体化和提高欧洲教育整体竞争力方面的积极作用。消极作用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的阵痛后转化为积极作用。近年来,博洛尼亚进程聚焦于质量保证,也就是为了提升劣质教育,消除其对于优质教育的消极影响。[7]

课权

课堂教学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学生听课是一种权利。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在芬兰和爱沙尼亚,学生出席不出席,全凭学生自由选择,依赖于教师授课的效果(水平?质量?)。教师不可以设定限制,对于缺席学生实施差别待遇。因此,种种因素的结果,学生的出席率严重取决于教师、科目和时空背景。其实,这也给教师施加了沉重的无形压力,只能力争备好课、讲好课,吸引学生,而对于学生的来去自由只能无动于衷。

当然,学生出席自由并非意味着多数学生会选择逃课,放弃权利,放弃学习机会。少数人会偷懒的。但是多数人会行使听课权,来听课,参与讨论。所以,并非出席人数一律不会保证。而且,凡是出席的学生,都是带着浓厚的兴趣、连串的问题,甚至新颖独特的观点来寻求交流的机会的。当今社会,人们接受信息的机会很多,渠道很广。凡是课堂上涉及的话题,学生必然都略知一二,甚至有的还非常深入。对于这样的学生,如果说“教学相长”[8]的话,确实能带来全新的课堂气氛。

听课是一种权利,其实是接受教育服务的权利的延伸。教育服务是一种特殊服务。受教育权意味着教育是一个买方市场。北欧国家真正是学者有其校,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也是博洛尼亚进程所协调的一个领域。[9]在法学本科、硕士、博士的各个阶段,都不缺乏已经取得相当学历和有过工作经验的学生,学生岁数自不待言,毫无限制。比如,我教的一个法学硕士生,是芬兰的一位青年政治家,是一个地区的长官,已经在芬兰获得法学本科、管理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学位实际上是研究就业法的。如果硕士、博士是在法学院完成的,那么法学博士学位就拿到了。正因为他没有继续入读法学院,造成他的缺憾,没有拿到法学硕士、博士的名分。现在则完全转向法学,来完成法学的学位。对于他来说,似乎听课并不重要,只要课程过关就可以了。说他混文凭也不妥当,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专业知识了,硕士那点课程也很容易学。另如,一位银行家,在其退休后,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且首先完成了法学博士,然后又完成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终于在古稀之年拿到双博士。可见,博士论文既可以是学术新星创新的结果,也可以是成熟的专家经验与学识的结晶。这两者都可以在学习中有所完善。对于后者,听课权完完全全基于兴趣和需要。

公平性(fairness)的影响

每一位法学教授、讲师和学生,都有极强的正义感和法律意识,这在全世界都是一致的。有时候,学生会特别较真。比如,英语授课的法律课程考试时,对自己英语程度没有把握的学生会拿出一本词典询问使用词典的可能性。这种临时的问题,教师可以权宜行事。但是会引起其他学生的广泛关注。使用词典会使使用者比没有词典的学生具备某种优势,而这会造成不公平竞争。因此,教师无法允许该名学生使用词典。如果允许这名学生使用,就意味着其他学生也都可以使用。如果学生遵循以往的惯例,并不允许使用词典,则没有准备这样的词典。所以,会产生无法挽回的竞争劣势(competitive disadvantage)。这种情况下,如果既要避免其它学生的不满,又要弥补该名学生的缺憾,则可以采取一种折衷的处理方案,即允许所有学生在遇到不懂得单词时,首先询问老师。如果老师如法回答,则可以在教师的监督下查该词,而不能连续使用词典。这一做法既考虑到特殊需要,也考虑到普遍公平性,执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遇到教师可以权宜行事时,不需要一刀切否定或者肯定,而是采取大家都可以接受,对大家公平无偏的做法。

在爱沙尼亚,公平性也贯穿法学教育的始终。还是在考试阶段,学生会提出种种的要求,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会不会得到许可,要根据学校的规则做出决定。学生对于考试的日期、时间的需求就是一个例子。有的学生说正式考试日期不是对她(他)最好,而要求在别的日期考试。这个问题的处理,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教师是否愿意和是否适合承担一次额外的监考,而是这次额外的考试,应不应该对所有学生也开放。如果不开放,那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开放,那就意味着官方增加了一次考试。而爱沙尼亚高校的课程结业只有两次正式的机会,在开学之初排课程表的时候就确定了日期,没有第三次。增设这一次考试,就违反了整个学校的教学规程。当然,在两次正式结业考试中可以选择考第一次、第二次或者两次都考。特别是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或者成绩不理想,都可以考第二次。如果参加两次考试却没有一次通过,那么课程就不及格了。课程不及格还有一次弥补机会,叫做重考(re-examination)。重考是专门针对两次考试不合格的学生的,或者因故耽误了两次正式考试的学生。这是“第三次”考试,但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与第一、二次考试的意义不同,是属于官方教学规程中的补考机会。如果重考还不合格,那么就只能跟下一年级重修该课程了。除此之外,特殊安排的考试机会,鉴于其不具有公平性或者违反教学规程,是不会被允许的。

其实,由于公平性的影响,中西方法学教育中存在一个显著不同的现象。由于公平主义的决定性,北欧教育体系中奖励和荣誉称号(awards and honorary titles)这两种东西都是严格慎用的。这些都是前苏联、东欧和中国惯用的手段,具有很强的共产主义色彩。欧洲盛行的是平等观念,认为地在相差不多的人与人之间划分等次,是违反这一原则的。也就是说,表扬一部分人,树立典型,无形中就贬抑了他人。在北欧,滥发的荣誉证书一文不值。甚至在他们看来,在特殊的情形下,如果存在突出于他人的业绩,那么记载在计算机系统里就足够了,什么奖状、奖牌、奖杯不会受到崇拜,表彰大会也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欧的语言里奖学金(scholarship,stipend,allowance,grant)其实只是相当于中文的助学金、补助金、生活费、津贴或者科研经费,没有多少“奖励”(award,reward)的意味。法学教育领域即使是获得助学金、科研经费的机会也很少,获得奖励的机会也和其他学科一样,更加稀少。

法学研究的

现在,全球的学术评价体系基本上掌握在英美国家手中。法学尤其走极端。所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中的法学学报所占比例极少,而且大多数是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国家的学报,是以英文为主要载体。但是,非普通法系国家在全球占多数比例,语言是以非英文为主。另外,众所周知,大陆法系(Continental Law or Civil Law system)与普通法系差距较大,因此学术规范、论证方法也大相径庭。英美法学作者的文章动辄三五十页,甚至一二百页。而大陆法系作者的文章少的三四页,多的几十页。上百页的文章比较稀少。甚至大陆法系的学报会限制文章的篇幅。光从论证方法的差别就可以造成文章篇幅的差异。英美法学家会认为大陆法学家文章的简单化,而大陆法学家会认为英美法学家的啰嗦、重复和浅薄。但是事实上,拉丁语和法语衰落后,由于缺乏一种由欧洲大陆发展出来的国际通用学术语言,最终还是由英美法国家取得了全球法学学术评价体系的决定权。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在国际上很难在全球评价体系中取得什么影响力。也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并不单独尊奉英美国家为主宰的评价体系。否则,他们大部分会失去母语表达的优势,而使法学的发展进程被腐蚀。

有的北欧国家比如芬兰,法学领域不划分学报文章的等次,但是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学报文章的要求。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并不否定英美国家为主宰的评价体系,但是同时也接受其他的多种评价体系。比如爱沙尼亚,采用的是Scopus[10]和ERIH Plus[11]做为第一等次的学报标准。要知道,这才是欧洲特有的评价体系,比之美国发明的那些具有高度商业化卖点的评价体系还是有优点的。所以,采用什么样的评价体系,也可以说是一个学习、妥协、提高和接近的过程。

结论

本文基于作者的观察和经验,介绍了北欧国家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基本特点。文章认为,北欧体制下,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但是同时法学理论与立法工作也具有妥协性。博洛尼亚进程为北欧法学教育体系带来了挑战,特别是质量控制方面的忧虑。学生具有听课权,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因此出席不受强制。公平性的概念影响法学教育的许多细微方面。全球法学研究的评价受制于英美国家,但是北欧国家采用更加多样和现实的指标。

北欧体制下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本上以国家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和质量要求,同时围绕学生的受教育权展开。对于内部雇员必须具备高素质、高机能的国家司法体系而言,国家是人才的潜在需方,而学生是人才的潜在供方。对于国家限制数量而维持质量的有限的法学教育机构而言,学生是教育的潜在需方,而高校是教育的特殊供方。学生在不同的角度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决定学生对于听课权的态度的,并不一定是对于出席的厌倦,也存在对于出席达到汲取知识和获得技能的动机。

参考文献

de Cruz, P. 1999. Comparative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UK: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European Commission/EACEA/Eurydice, 2015.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in 2015: Bologna Process Implementation Report.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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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otio, K., Melander, S., Huomo-Kettunen, M. (eds.) 2012. Introduction to Finnish Law and Legal Culture. Helsinki, Finlan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1]
[1] de Cruz, P. 1999. Comparative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UK: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p. 34.

[2]
[2] Husa, J. 2012. Panorama of World’s Legal Systems – Focusing on Finland. In K. Nuotio, S. Melander, M. Huomo-Kettunen (eds.) 2012. Introduction to Finnish Law and Legal Culture. Helsinki, Finlan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p. 5-18.

[3]
[3] 《孟子·告子下》。

[4]
[4] European Commission/EACEA/Eurydice, 2015.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in 2015: Bologna Process Implementation Report.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5]
[5] ibid. pp. 24-25.

[6]
[6]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5. The Bologna Process. Retrieved 14.3.2016 from http://www.minedu.fi/OPM/Koulutus/artikkelit/bologna/?lang=en

[7]
[7] ibid.

[8]
[8] 《礼记·学记》。

[9]
[9] European Commission/EACEA/Eurydice, 2015.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in 2015: Bologna Process Implementation Report.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10]
[10] Scopus is the largest abstract and citation database of peer-reviewed literature: scientific journals, books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参见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

[11]
[11] The European Reference Index for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参见https://dbh.nsd.uib.no/publiseringskanaler/erihplus/abou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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