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体制下的法学教育与研究: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例证

 

 

李兴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介绍北欧国家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基本特点。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但是同时法学理论与立法工作也具有妥协性。博洛尼亚进程为北欧法学教育体系带来了挑战,特别是质量控制方面的忧虑。学生具有听课权,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因此出席不受强制。公平性的概念影响法学教育的许多细微方面。全球法学研究的评价受制于英美国家,但是北欧国家灵活地兼顾更加多样和现实的指标。文章认为北欧体制下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本上以国家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和质量要求,同时围绕学生的受教育权展开。

键词:法学,比较法学,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北欧,芬兰,爱沙尼亚

导论

比较法学家从来没有达成共识,把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归纳为简单的几类法系的努力也产生了诸多不同的结果。[1]作者比较认同在比较法的意义上把北欧国家的法律当作罗马-日耳曼法系(有时称为大陆法系、民法法系)的一个分支、堪称北欧法的观点。[2]由此可见,北欧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德法等国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强调其共性的一面,可以将其合二为一。强调其个性的一面,有可以将其一分为二。另外,本文是广义上使用北欧这个地理概念的,因此把主要涉及的芬兰和爱沙尼亚都包括在内。但是本文又不特别涉及北欧法的理论框架,而仅仅限于主要根据经验分析归纳这几个国家的法学教育。

现代法学领域,比较法学算是比较发达了。比较法学主要研究各大法系的理论体系,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是,有一个领域基本上付诸阙如,即关于法学教育与研究现象本身,在学术上的探讨并不多见。因此,比较分析各国法学教育与研究,可以查阅的文献比较稀缺。特别是关于北欧国家的法学教育与研究本身的研究,更加缺乏第一手资料。作者以北欧法学教育与研究体系之外的观察者身份作为出发点,长期处于北欧法学教育与研究的真实环境中,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经验。本文的价值就在于归纳总结这些观察和经验,并且进行理解和解读。必要时,为了理解的方便,文章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即与中国的法学教育与研究进行若干比较分析。

北欧国家的法学教育体系具有独特性。系统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法系的法学教育与研究,需要巨大的努力。本文旨在从其浩瀚的森林中撷取若干花瓣,以作展示,并不代表全部。导论之后,本文在以下五个部分将简要介绍法学的垄断性和妥协性,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挑战,听课权,公平性的影响,法学研究的评价等方面。最后,本文认为北欧体制下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本上以国家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和质量要求,同时围绕学生的受教育权展开。

法学的垄断性(monopoly)与妥协性(compromise

传统的北欧与西欧一样实行是非常严格的法学教育,是国家垄断式的。即使是高等院校,也不能随便开办法学教育;或者虽然可以提供系统的法学学科教学,但是却不可以授予法学学位。比如,芬兰只有三所大学设有法学院(Faculty of Law),分别在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和拉普兰大学(University of Lapland)。这三所大学具有完备的法学教育体系,都可以授予法学学士(Bachelor of Laws)、硕士(Master of Laws)、副博士(Licentiate of Laws)和博士(Doctor of Laws)学位。在其他一些大学,在某些学院之下,设有规模较小的法律系(Department of Law),比如东芬兰大学(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注意,东芬兰大学的法律系采用的英文译名为Law School,即法学院,是从属于Faculty of Social Sciecnes,即社会科学学院的,而不是法学院Faculty of Law)和坦佩雷大学(University of Tampere)。在那些法律系,虽然学的是法律,获得的学位却不是法学学位,而是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位,因此不具备法学学位的名分,也不能获得从事法律工作的资格。不过,最新的动向是,东芬兰大学的法学院现在设立了法学学位。实际上,即使过去芬兰的本科和硕士生也不能独立成为律师和法官,只有获得副博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才有资格。当然,过去获得博士学位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渺茫的,获得的人数也是寥寥无几。即使芬兰本国国民,花费七八年时间完成博士论文也是非常常见的。而博士论文的答辩,传统上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辩论。最初法学博士论文答辩并无时间限制,有的甚至持续八九个小时,主持人不得不安排一次休息。可见,传统型的法学人才是高标准、严要求培养出来的。当然后来这些年逐渐放宽了,写作时间可能稍短,而答辩也逐渐增加了程式化色彩,时间可能在两个小时左右。但是传统的惯性力量仍然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因为西方社会不是那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体系。法学院的设立和法科学生的招生并没有突飞猛进,更没有把学习与法学毫无瓜葛的政治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位的可能性。可以说,在全球法学教育整体相对于其他学科质量已经有所堕落的今天,北欧的法学教育仍然维持着较高的水准。

由于法学教育的垄断性,招生名额有限制,法学院入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处于与医学专业类似的境地。法科学生本身就充满了自豪感。这当然不否认北欧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但是法学以及医学确实是超越其他学科的专业。法学毕业生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气场,其言行举止都表现不同。自古以来,国家并不由于法律人才的缺乏而随意放宽招生名额,恪守宁缺毋滥的准则。就像北欧国家如果缺乏手术医生,宁可资助病人异地手术,也不轻易降格招收一名庸医。同理,法学教育的权威性和垄断性得以维持,法律职业的严肃性与高尚性也得以继续。实际上,西方社会就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学法律、用法律,但是并不是人人有机会得到法学的名分。取得这个法学名分的可能性的稀缺使得职业法学教育拒斥凡人于课堂之外。所以,能够入读法学院,能够完成法学副博士与博士学位的人,必定是那些已经被“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肌肤”[3]的人。在拿到其学位之时,即被视为该学科的具有创新思维、发现和解决理论问题的权威,这些人当律师,当法官,当教授,必得心智坚定,恪尽职守,终身珍惜来之不易的名望。国家维护一个稀缺而权威的法律家阶层,加之权威的医学家阶层等等,这个国家的运转都是依赖于每一个不易磨损、不易生锈的零部件,当然会是一部好机器。

法学教育的垄断性是与立法的权威性和垄断性相适应的。现代西方社会可以说存在西方式的民主。然而,现代西方影响深远的法典原型,并非源于民主的恩赐。没有拿破仑时期的权威和垄断,恐怕难有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但是拿破仑法典一旦面世,则经由西方民主体系的不断检阅,因而完善。假如一部法典迟迟不能出台,可能有两个非常显著的原因,一个是该学科没有形成垄断性的权威,另一个是立法机关在该法律部门立法问题上没有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是受制于学术派别的争议。回顾大陆法系诸法典的立法,虽然历尽争辩,但是法学学术派别的争议和妥协最终贡献于法典的及时出台与不断完善。即使后来在修改问题上有针锋相对的理论对立,但是毕竟仍是权威学派掌控局面,也适时妥协和退让,因此,立法能够脱出于学术,并不断取得进展。而有些国家的部门法立法的学术与人力资源环境显然不同。某些法典的难产表面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几种几乎平行的理论,实际上延缓了统一的立法和司法。这不是民主的典范,实际上集中体现了这些部门法领域学术派别的功利主义,有利于学术整体的进步或者个人学术声望的提升,却不利于尽快满足立法、司法和社会对于法律的需求。社会有需求,学术与立法却不能及时满足,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供给侧”出了问题。学术争议成为法律生产过程的扯皮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腐败,是立法独立性受到学术争议掣肘和挑战造成的腐败。西方国家学术上、立法上也存在扯皮的现象,有的法案几经审议而不能通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凡是重大的立法项目,往往扯皮速度比较快,妥协比较快,立法出台也比较快。如果一部重要的法典三、五十年都在争议而不出台,那这种争议本身就该引起争议了。实际上,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典,都是拿来主义。拿来的时候也是有争议的,但是争议过后,才逐步修改完善,所谓本土化和与时俱进。所以,法学既不能完全垄断,也不能完全永无止境地无序争论,必须要有妥协和退让。如果没有一种权威性和垄断性打断某种似有似无、无休无止的争议,那么这种学术很可能演变成一种纸上谈兵的玄学。争议和妥协两者结合才能体现学术民主的真谛。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的法律体系近现代成熟较快的一个因素。

然而,西方的法律,一旦出台,必被批得体无完肤,因为在民主立法的过程中,有的少数派(minority)被多数派(majority)压制了,有的妥协了,有的撤退了。被压制的,必然有积聚了一团的怨气,在立法通过之后就会爆发出来,然而只有以更加豪迈而壮观的学术批评来进行报复,因此会产生更加创新的法学杰作。妥协的人,则必然考虑妥协是否赢得必要的补偿,精神上的、学术上的、社会上的甚至人文上的。撤退的人,则必然反思自己的暂时挫折。总之,胜利的、失败的都有自己的立场,也有自己各自的成就感。但是,西方学术的民主气氛确实无拘无束,一件立法获得通过,要被遵守,要被批判,也要被拿去做为描眉打扮的玩偶,因为以后的修修补补,只能说使之改进,不能使之倒退。此种实践,唯没有急功近利思想作祟而已。所以,可怕的东西,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垄断,而是学术上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欧洲层面的最大妥协发生在欧盟的设立与扩大(enlargement fo the European Union)。每个国家加入欧盟之时,都要放弃部分主权,承诺并且实际改变国内法体系,使之与欧盟法接轨。这是一个既兴奋又痛苦的过程,迎接新体系,割舍旧体系。在此过程中,不仅政治家争执不下,而且法学家也针锋相对,但是最终结果是每个成员国都必须妥协,国内的争执在国际层面看来,只是细枝末节。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如果国内的法律可以修改,那么无论其法学存在几派,都是些细枝末节,在国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学者能有如此胸襟,那么无需为放弃自己的几个观点而沮丧,也无需为他人放弃他们的观点而庆幸。自然科学界的种种划时代的发明和发现,足资借鉴。

一句话,学术是服从于某种需要的。不能满足任何需要的学术,是无价值的。名垂青史的法学大家,不是因为不妥协而成功的,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解决之道,从而被社会所接纳。不面向社会的空谈是没有市场的。实际上,北欧的法律实用主义(Legal Realism)满载着妥协、容忍、现世和弹性(flexibility)。严密而严格的法律体系并不因为相互妥协而又丝毫松懈,严密而严格的法学论证也不因为弹性而失去光泽。反过来,法学家的出发点并非为个人沽名钓誉、扬名立万,而是大家一起为了一个美好的法制前景。所以,有人说北欧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communist society),这样带引号的“共产主义”在中文语境下充满了褒义的内涵。

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挑战

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的一个宗旨,是统一欧洲的教育体系。[4]欧洲国家教育以多样性为卓著。从社会的发展而言,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经济的角度,多样性带来的成本很高昂。1999年,欧洲29个国家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们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这一文件启动了根本改变高等教育的欧洲合作进程,旨在达到高等教育的3C体系(comparable,competible and coherent systems可比、兼容和一致的高等教育体系)。现在影响所及的国家已经达到47个。[5]北欧国家加入这一进程,必然改变原有的教育体系。因此从博洛尼亚进程的观念开始,欧洲开始酝酿和实行教育认证一体化。

现在看来,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并非绝对的好事。国际化可以带来统一的标准,但是也摧残着独特的本土文化传统。而在某一国家内的所谓的文化多样性,实际上也是对传统本土文化的鲸吞蚕食。特别值得忧虑的是,在一些具体有个性的北欧文化传统遭受来自于异文化、异教的冲击下,对于整个世界的文化、伦理甚至法律秩序的颠覆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难民涌入北欧,使得一些国家人口结构和社会秩序发生急剧变化。对于快速涌入和生育率高企的穆斯林的包容,其实已经使得本土北欧人群不得不产生将有一天沙利亚法(Sharia)进入法律体系的预期。欧洲的伊斯兰化(Islamization)概念,仍然不敢被主流政治家们所谈论。但是伊斯兰化的进程确实不容否认。类似于法律系体系的是,穆斯林国家培养出来的医生得以进入北欧的医疗体系,带有服务难民体系的语言功能,也打破了传统垄断式、严格化医生培养格局的优势。其实,对于北欧来说,大多数外来的现象,都只能打破既定的福利制度,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混乱和动荡。

从本土主义(nativism)的立场来说,民主和包容、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国际化和文化多样性,都是冲击性的力量。而外来人口的进攻性和活跃性,正好利用了习惯于福利体系的安逸生活的本土居民的惰性,而将之逐渐取代。人口取代之后,现有的体系当然也不复保留。文化越来越多样化,福利制度越来越趋向崩溃。外部文化分享市场,本土文化市场萎缩。法学领域也概莫能外。这就是欧洲一体化(European integration)带来的灾难性的未来。

对于北欧来说,即使仅仅是提供欧洲统一标准的博洛尼亚进程也是消极作用多于积极作用。如果说一些欧洲国家的法学教育,被博洛尼亚进程突然拔高了的话,北欧的只能说是一座教堂被消去了塔尖,依然矗立着,依然是范本,但是会逐渐失去锋芒和高度。这也是北欧法学界值得忧虑的所在。实际上,芬兰大学起初都对博洛尼亚进程持有否定的态度,后来才逐渐转变。[6]当然,反过来,这一对于北欧加入博洛尼亚进程消极作用的忧虑并不抹杀博洛尼亚进程在欧洲一体化和提高欧洲教育整体竞争力方面的积极作用。消极作用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的阵痛后转化为积极作用。近年来,博洛尼亚进程聚焦于质量保证,也就是为了提升劣质教育,消除其对于优质教育的消极影响。[7]

课权

课堂教学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学生听课是一种权利。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在芬兰和爱沙尼亚,学生出席不出席,全凭学生自由选择,依赖于教师授课的效果(水平?质量?)。教师不可以设定限制,对于缺席学生实施差别待遇。因此,种种因素的结果,学生的出席率严重取决于教师、科目和时空背景。其实,这也给教师施加了沉重的无形压力,只能力争备好课、讲好课,吸引学生,而对于学生的来去自由只能无动于衷。

当然,学生出席自由并非意味着多数学生会选择逃课,放弃权利,放弃学习机会。少数人会偷懒的。但是多数人会行使听课权,来听课,参与讨论。所以,并非出席人数一律不会保证。而且,凡是出席的学生,都是带着浓厚的兴趣、连串的问题,甚至新颖独特的观点来寻求交流的机会的。当今社会,人们接受信息的机会很多,渠道很广。凡是课堂上涉及的话题,学生必然都略知一二,甚至有的还非常深入。对于这样的学生,如果说“教学相长”[8]的话,确实能带来全新的课堂气氛。

听课是一种权利,其实是接受教育服务的权利的延伸。教育服务是一种特殊服务。受教育权意味着教育是一个买方市场。北欧国家真正是学者有其校,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也是博洛尼亚进程所协调的一个领域。[9]在法学本科、硕士、博士的各个阶段,都不缺乏已经取得相当学历和有过工作经验的学生,学生岁数自不待言,毫无限制。比如,我教的一个法学硕士生,是芬兰的一位青年政治家,是一个地区的长官,已经在芬兰获得法学本科、管理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学位实际上是研究就业法的。如果硕士、博士是在法学院完成的,那么法学博士学位就拿到了。正因为他没有继续入读法学院,造成他的缺憾,没有拿到法学硕士、博士的名分。现在则完全转向法学,来完成法学的学位。对于他来说,似乎听课并不重要,只要课程过关就可以了。说他混文凭也不妥当,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专业知识了,硕士那点课程也很容易学。另如,一位银行家,在其退休后,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且首先完成了法学博士,然后又完成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终于在古稀之年拿到双博士。可见,博士论文既可以是学术新星创新的结果,也可以是成熟的专家经验与学识的结晶。这两者都可以在学习中有所完善。对于后者,听课权完完全全基于兴趣和需要。

公平性(fairness)的影响

每一位法学教授、讲师和学生,都有极强的正义感和法律意识,这在全世界都是一致的。有时候,学生会特别较真。比如,英语授课的法律课程考试时,对自己英语程度没有把握的学生会拿出一本词典询问使用词典的可能性。这种临时的问题,教师可以权宜行事。但是会引起其他学生的广泛关注。使用词典会使使用者比没有词典的学生具备某种优势,而这会造成不公平竞争。因此,教师无法允许该名学生使用词典。如果允许这名学生使用,就意味着其他学生也都可以使用。如果学生遵循以往的惯例,并不允许使用词典,则没有准备这样的词典。所以,会产生无法挽回的竞争劣势(competitive disadvantage)。这种情况下,如果既要避免其它学生的不满,又要弥补该名学生的缺憾,则可以采取一种折衷的处理方案,即允许所有学生在遇到不懂得单词时,首先询问老师。如果老师如法回答,则可以在教师的监督下查该词,而不能连续使用词典。这一做法既考虑到特殊需要,也考虑到普遍公平性,执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遇到教师可以权宜行事时,不需要一刀切否定或者肯定,而是采取大家都可以接受,对大家公平无偏的做法。

在爱沙尼亚,公平性也贯穿法学教育的始终。还是在考试阶段,学生会提出种种的要求,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会不会得到许可,要根据学校的规则做出决定。学生对于考试的日期、时间的需求就是一个例子。有的学生说正式考试日期不是对她(他)最好,而要求在别的日期考试。这个问题的处理,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教师是否愿意和是否适合承担一次额外的监考,而是这次额外的考试,应不应该对所有学生也开放。如果不开放,那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开放,那就意味着官方增加了一次考试。而爱沙尼亚高校的课程结业只有两次正式的机会,在开学之初排课程表的时候就确定了日期,没有第三次。增设这一次考试,就违反了整个学校的教学规程。当然,在两次正式结业考试中可以选择考第一次、第二次或者两次都考。特别是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或者成绩不理想,都可以考第二次。如果参加两次考试却没有一次通过,那么课程就不及格了。课程不及格还有一次弥补机会,叫做重考(re-examination)。重考是专门针对两次考试不合格的学生的,或者因故耽误了两次正式考试的学生。这是“第三次”考试,但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与第一、二次考试的意义不同,是属于官方教学规程中的补考机会。如果重考还不合格,那么就只能跟下一年级重修该课程了。除此之外,特殊安排的考试机会,鉴于其不具有公平性或者违反教学规程,是不会被允许的。

其实,由于公平性的影响,中西方法学教育中存在一个显著不同的现象。由于公平主义的决定性,北欧教育体系中奖励和荣誉称号(awards and honorary titles)这两种东西都是严格慎用的。这些都是前苏联、东欧和中国惯用的手段,具有很强的共产主义色彩。欧洲盛行的是平等观念,认为地在相差不多的人与人之间划分等次,是违反这一原则的。也就是说,表扬一部分人,树立典型,无形中就贬抑了他人。在北欧,滥发的荣誉证书一文不值。甚至在他们看来,在特殊的情形下,如果存在突出于他人的业绩,那么记载在计算机系统里就足够了,什么奖状、奖牌、奖杯不会受到崇拜,表彰大会也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欧的语言里奖学金(scholarship,stipend,allowance,grant)其实只是相当于中文的助学金、补助金、生活费、津贴或者科研经费,没有多少“奖励”(award,reward)的意味。法学教育领域即使是获得助学金、科研经费的机会也很少,获得奖励的机会也和其他学科一样,更加稀少。

法学研究的

现在,全球的学术评价体系基本上掌握在英美国家手中。法学尤其走极端。所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中的法学学报所占比例极少,而且大多数是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国家的学报,是以英文为主要载体。但是,非普通法系国家在全球占多数比例,语言是以非英文为主。另外,众所周知,大陆法系(Continental Law or Civil Law system)与普通法系差距较大,因此学术规范、论证方法也大相径庭。英美法学作者的文章动辄三五十页,甚至一二百页。而大陆法系作者的文章少的三四页,多的几十页。上百页的文章比较稀少。甚至大陆法系的学报会限制文章的篇幅。光从论证方法的差别就可以造成文章篇幅的差异。英美法学家会认为大陆法学家文章的简单化,而大陆法学家会认为英美法学家的啰嗦、重复和浅薄。但是事实上,拉丁语和法语衰落后,由于缺乏一种由欧洲大陆发展出来的国际通用学术语言,最终还是由英美法国家取得了全球法学学术评价体系的决定权。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在国际上很难在全球评价体系中取得什么影响力。也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并不单独尊奉英美国家为主宰的评价体系。否则,他们大部分会失去母语表达的优势,而使法学的发展进程被腐蚀。

有的北欧国家比如芬兰,法学领域不划分学报文章的等次,但是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学报文章的要求。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并不否定英美国家为主宰的评价体系,但是同时也接受其他的多种评价体系。比如爱沙尼亚,采用的是Scopus[10]和ERIH Plus[11]做为第一等次的学报标准。要知道,这才是欧洲特有的评价体系,比之美国发明的那些具有高度商业化卖点的评价体系还是有优点的。所以,采用什么样的评价体系,也可以说是一个学习、妥协、提高和接近的过程。

结论

本文基于作者的观察和经验,介绍了北欧国家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基本特点。文章认为,北欧体制下,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但是同时法学理论与立法工作也具有妥协性。博洛尼亚进程为北欧法学教育体系带来了挑战,特别是质量控制方面的忧虑。学生具有听课权,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因此出席不受强制。公平性的概念影响法学教育的许多细微方面。全球法学研究的评价受制于英美国家,但是北欧国家采用更加多样和现实的指标。

北欧体制下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本上以国家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和质量要求,同时围绕学生的受教育权展开。对于内部雇员必须具备高素质、高机能的国家司法体系而言,国家是人才的潜在需方,而学生是人才的潜在供方。对于国家限制数量而维持质量的有限的法学教育机构而言,学生是教育的潜在需方,而高校是教育的特殊供方。学生在不同的角度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决定学生对于听课权的态度的,并不一定是对于出席的厌倦,也存在对于出席达到汲取知识和获得技能的动机。

参考文献

de Cruz, P. 1999. Comparative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UK: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European Commission/EACEA/Eurydice, 2015.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in 2015: Bologna Process Implementation Report.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Husa, J. 2012. Panorama of World’s Legal Systems – Focusing on Finland. In K. Nuotio, S. Melander, M. Huomo-Kettunen (eds.) 2012. Introduction to Finnish Law and Legal Culture. Helsinki, Finlan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p. 5-18.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5. The Bologna Process. Retrieved 14.3.2016 from http://www.minedu.fi/OPM/Koulutus/artikkelit/bologna/?lang=en

Nuotio, K., Melander, S., Huomo-Kettunen, M. (eds.) 2012. Introduction to Finnish Law and Legal Culture. Helsinki, Finlan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1]
[1] de Cruz, P. 1999. Comparative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UK: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p. 34.

[2]
[2] Husa, J. 2012. Panorama of World’s Legal Systems – Focusing on Finland. In K. Nuotio, S. Melander, M. Huomo-Kettunen (eds.) 2012. Introduction to Finnish Law and Legal Culture. Helsinki, Finlan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p. 5-18.

[3]
[3] 《孟子·告子下》。

[4]
[4] European Commission/EACEA/Eurydice, 2015.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in 2015: Bologna Process Implementation Report.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5]
[5] ibid. pp. 24-25.

[6]
[6]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5. The Bologna Process. Retrieved 14.3.2016 from http://www.minedu.fi/OPM/Koulutus/artikkelit/bologna/?lang=en

[7]
[7] ibid.

[8]
[8] 《礼记·学记》。

[9]
[9] European Commission/EACEA/Eurydice, 2015.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in 2015: Bologna Process Implementation Report.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10]
[10] Scopus is the largest abstract and citation database of peer-reviewed literature: scientific journals, books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参见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

[11]
[11] The European Reference Index for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参见https://dbh.nsd.uib.no/publiseringskanaler/erihplus/about/index

(转载时有修改与删节)